重视“催婚”背后的社会诱因

□王子墨

春节向来是有关家庭的新闻富矿，年年相似，年年出现。近日就有一则：杭州一位女士，因为害怕父母“催婚”，定下了除夕夜飞往日本旅游的机票，准备和爸妈吃完年夜饭，迅即远走高飞。而在她身后，是一个逃避春节“催婚”的群体，他们在节日期间呼朋引伴，在回家的方向上逆行，以逃避“情感负债”的压力。

每逢佳节被“催婚”，或许会在节日期间以花样迭出的形态反复上演。节庆团聚，多是平时相隔遥远、价值观差异巨大群体的短暂聚合，其间出现种种不适，也在情理之中。

以价值观冲突的视角去解读，作情感疏通的调解，是一种阐释维度。但顺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去探寻“催婚”的社会诱因，也能找到其他多元的解释。

近段时间，一档相亲节目颇受关注。其中不少“奇葩”情节，如男方父母挑选未来儿媳妇的标准——传宗接代、家务照料、有教养，被学者解读为“家长无非是想给孩子挑选一份貌似稳妥的姻缘，从而让他们的后半生有所依托，而对方仅仅是这个工具化的家庭选择中的一个道具而已”。其实，“催婚”不外是一个家庭选择工具化的再现，婚姻在催婚父母那一代人的眼中依然是生活安稳的重要保障，“催婚”是对这一保障体系建成与否的反复确认。催婚、代儿女相亲、对子女配偶经济基础的强调，背后都顺着这一思路：婚姻是个体价值、人生幸福是否可以达成的重要因素。

而社会中的一些情况，可能会加剧观念差异的对立。比如就业市场，虽然屡经批判，但某些地方对女性就业、升职的暗门槛、天花板依然存在，常将女性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纳入职场考量，例如之前曝出的黄山某银行要求女性员工孕前须向上级申请就是一例。那么在父母一侧，自然希望子女婚姻、生育的过程尽快完成，以家庭的完满弥补职场上的“天然劣势”。而子女为求得职场的发展，却不得不舍弃家庭的建设。如此，便构成一对张力十足的矛盾。

前段时间全国妇联的一个调查显示，.3%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孩子上幼儿园以前“帮助照料”的职责在中国多是由老人来完成的，而非专业的看护机构。对于父母一辈人，子女尽早结婚、生育，自己尚有充足的精力帮助照料孙辈，如此也就有了“催婚”的动力。

以上只是列举诸多影响当今婚姻观的一些因素。此外，还有诸如购房压力下的家庭责任共担，男女比例在某些地区失衡后的压力传导等，化用一句名言，催婚的家庭各有各的着急。

今天中国存在的“催婚”和“反催婚”的角力，有其积极的一面。至少，很多年轻人通过个体努力在家庭之外实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给自足。包容的社会观念和逐渐完善的保障体系，为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模式提供了可能。而这种自主选择多在城市，要形成社会整体层面的转变，并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摩擦，尚需时日。

我们不否认催婚背后的文化思维，但文化的丰富性可以提供截然相反的选择。从《孔雀东南飞》《西厢记》到“五四”时代青年走出“旧家庭”，这些婚姻自主的文化资源，也能构建起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厘清“催婚”背后的社会诱因，或许未必能短时间内消弭这一现象，但能导向社会建设的改进方案，通过总体的进步平摊一部分个体、家庭的压力。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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