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一个时代——淡墨写老杨

□ 汪乐丰

老杨嘱我作序，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思之再三，在忐忑中开笔，敷衍成篇，见笑方家！

老杨名叫杨烨，在名城歙县是位名人。无论年纪大小，认识他的人都称他老杨。

我与老杨是忘年交，也是有缘人。忘年交好理解，有缘人需做点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尚在山旮旯里的家乡文化站工作。初秋时节的一天早上，乡（那时称公社）领导说著名诗人严阵要来采风，要我陪同。县里陪同严阵同行的就是杨烨。那次采风在我老家汪满田的老房中小憩时，老杨思索片刻后突然对我说，这房子1958年我曾来过，还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见严阵与我疑惑，杨烨解释说，当时这老宅里住了几位与他一同来歙县插队的上海知青，有一位叫杨有根，一位叫惠玲——姓忘了。1958年春，老杨当时与插队在上丰溪头的几位同伴翻过几座大山步行几十里来看他们，受到了房东的热情接待。这一下，让我立马有了“故人来”的感觉，在心理上迅速拉近了与老杨的距离，用当下流行词来讲“缘分呐！”

再后来，又是二十年后。我与老杨已是亦师亦友。那年隆冬，天奇寒。父病重，我在家陪侍。老杨闻讯从县城赶来看望我父亲，让我大为感动，也让我父亲大感意外，一脸愉悦，相谈甚欢。想不到的是，父亲第二天早晨就撒手人寰，冥冥中总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与老杨的关系在无意中又进了一步。以至于现在圈子里的人都说，我是与老杨走得最近的人。

有缘，他乡亦是故乡。无缘，故乡亦是他乡。

淡墨写老杨，还得从老杨当知青说起。

1957年，杨烨从上海七宝中学毕业。正值上海团市委开展移风易俗运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农民。当时杨烨刚满17岁，自幼爱好文学的他，满脑子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牛虻》中的英雄形象。满怀着火热激情和纯真追求的杨烨，主动报名参加了这次远赴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1957年12月29日，杨烨与1100多名同龄人从十六铺码头启航，乘着江华轮，一路欢歌一路笑地辗转来到了皖南深处的徽州歙县上丰乡溪里村当农民。从此，老杨的命运就与歙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启了苦乐年华。漫长的六十年啊，杨烨就在歙县与上海之间徘徊。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也是一部心灵的流浪史和成长史。

从最初对故乡上海的思念，到对现实的失落。到后来的迷惘、痛苦和不甘甚至于悲观，但唯一没有的是杨烨始终没有沉沦。在命运的重压下，他依然用乐观向上的斗志发出生命的呐喊。这也成了杨烨们那代人的精神特质，也是我后来与这个知青群体广泛接触后得的结论。

老杨写作是基于他年少时对文学的爱好，也是基于他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手段。

1958年已是小学教师的杨烨开始在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到1962年8月在《安徽日报》发表第一首诗《弟弟》，杨烨的创收进入了一个旺盛期，曾创下连续半年一月一首在《安徽日报》发表诗歌的好业绩。那时，广播尚属稀罕物，更遑论电视，报纸可说是唯一的主流媒体。杨烨能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作品，自然在地方上引起了轰动。杨烨的命运自此开始发生改变。他曾被地方剧团借调创作剧本，曾任过乡教干和中心学校校长。1975年，经著名诗人严阵推荐，杨烨借调至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省文联前身）工作。在这里，老杨认识了鲁彦周、赖少其、金芝等一大批艺术界前辈，并得到了他们的奖掖提携。当命运之门向老杨展开一派明媚的前景时，却又因故沉重地关上，只留下一声叹息。一年后，因家庭原因，杨烨再次重返歙县教书育人。离开合肥时，鲁彦周为杨烨题下了“飘洒度日月，淡泊为人生”墨宝相送。后来，鲁彦周数次来歙，必邀上杨烨一叙。杨烨离开合肥不久，时任安徽电视台台长汤天真专程赶往歙县，想调杨烨前往刚创办不久的安徽电视台任职。在得知杨烨的家庭实景后，只能惋惜而返。

不能不写老杨的婚姻和家庭。

老杨的妻子是一位正儿八经的徽州女人，名叫杜丽琴。关于他的妻子，老杨已在纪念文章《贫贱夫妻》中有所交待。

老杨的岳父逾百岁时正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政府授予他一块匾，上书“民族脊梁，抗战老兵”。

老杨的岳父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民政府一方的代表去上海接管高校，后任暨南大学高管。建国后返歙，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老杨的妻子出生于建国前，秀丽而聪慧。但令人叹惋的是，不幸的遭遇让这位柔弱的女子精神陷入了恍惚。1969年，已是31岁的杨烨，在几度恋爱失败后，在友人的凑合下，匆匆与杜丽琴完婚，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从此带上了精神的镣铐，用大半世的时光作着人生的苦旅。这场婚姻，无疑使老杨经历过常人难以体会的深深的痛楚。也许老杨曾有过各种的假设和想法，一如他假设自己当年如果没有从上海来歙县当知青一样。但假设毕竟是假设，即使他的内心曾有过如何不甘，但他毕竟是以仁慈之心伴着善良之行，与同是沦落人的病妻，相扶相搀，陪伴她走完了这场人生的苦旅。

老杨与他病妻的故事很多，有几件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退休后，老杨常在上海歙县两地来回奔波。其时，他的一双儿女靠自己的奋斗已在上海安居乐业。老杨告诉我，到了上海就深深思念起歙县，到了歙县又沉沉怀念着上海。正如一首哲理诗中说的那样：离开故乡就有了故乡，到了故乡却找不到故乡。

一次，我去菜市场碰到老杨买骨头肉，足有四五斤之多。一问方知老杨第二天准备去上海看望儿女。骨头肉是为病妻准备的。老杨要求师傅将骨头肉斫成二三两一块，老杨正仔细地用保鲜膜一袋一块地装好。老杨见我疑惑，笑着说，丽琴喜欢喝骨头肉熬汤，这样可以不用刀斫，方便又安全，摆在冰箱里，吃一块，拿一块。吃完了，估摸着我也该回来了。

还有一次，老杨陪我下乡采访。在乡下吃过农家饭回来已近十点，快进城时，老杨接到一个电话，一看号码说是老婆打来的，接完后，老杨用兴奋而又苍凉的语气告诉我们，丽琴在电话里说，路上慢点，要注意安全。老杨说，丽琴知道关心他了，这是几十年来从没有过的事。说罢，将头转向窗外。坐在老杨旁的我见老杨说罢无语，不由朝他脸上望去，在路灯忽明忽暗的映照中，那张布满沧桑的脸上，挂下了晶莹的泪珠……

从那以后，老杨的老婆精神日渐好转。老杨再回上海就带上了她，直至她在上海病逝……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2003年歙县广播电视台开办了一档文化类栏目《岁月》，以“讲述身边的故事”为主题。是以《老杨的故事》开篇的。著名作家鲁彦周不仅为《岁月》题了栏目头，也为《老杨的故事》题了名。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1994年老杨母亲亡故，在征得弟妹同意后，老杨将父母的骨灰迁往歙县安葬。用老杨的话说，他愧对父母，对父母生前未能尽孝，他们死后迁来歙县，聊表一份孝心，也算是对“子欲孝而亲不待”的一个弥补吧。拍摄《老杨的故事》时临近清明节，我们跟拍老杨到父母坟前扫墓的镜头。那天老杨摆上祭品后，双膝不由自主地跪下，上身伏地而拜，口中喃喃道：“爹，娘，儿子想你们……”说罢喉咙发硬，哽在那里。望着低垂在双膝间一头白发的老杨，我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说。猛然间，一段古人说过的话掠过脑际：“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从那天起，我对“孝”字有了一种深刻的体悟。

在对老杨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我对老杨身上的一切毛病采取了宽宥的态度。其实他身上的毛病与他的磨难和优良的品德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尤其是别人常诟病老杨的精明。我认为老杨的精明是建立在不愿占别人便宜，也不想别人占他便宜上的公平意识。是上海人与生俱来的精打细算的优良品质，也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的无奈之举。

淡墨写老杨不得不写老杨的作品。老杨的写作是对自己喜爱的事业的一份追求，更多的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活困境的现实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老杨无法视创作为生命，也无法用生命去创作，因为他在担当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担起家庭的责任。但创作无疑是老杨生命中的华章。杨烨是沧桑的，他把沧桑写进了作品。杨烨是纯真的，他把那份纯真写进了作品；杨烨是执着的，他把那份执着写进了作品。

文如其人。老杨的文章率真而乐观，通透而本真。立意不算深邃却积极向上。感悟不算深刻，却充满了正能量。

《淡墨留痕》收录了老杨一生的文章。忠实记录了一个上海老知青在插队地近60年的所历所思。它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性，更在于史料性。对于知青这个群体而言，具有标本般的意义。

老杨的这个集子分上下册，共计有近70万字。除了几个剧本外，大部分是纪实散文。内容涉及家庭、朋友、歙县的山水人文；年老时，儿子带他远游十余个国家的游记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老杨调县文化局创研室后，正值中国文艺另一个春天的来临。作为古徽州的府治所在地，也迎来了诸多文化名人。老杨因工作之利，采写了许多纪实散文，为名城歙县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档案。

我读《淡墨留痕》，读懂了老杨，更读懂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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