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是一种说法

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中写道：“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他说的是清朝的灭亡，说的是投水而死的王国维，说的是文人的文化情结，不惜以死祭奠；说的是民族、国家和人种的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这多少有一些道理，但他忽略了一个王朝即便在开头，强者英武也多有暴力成分；忽略了一个王朝何以至此，也忽略了在王朝缝隙中生存的文人的心路历程。

阮大铖生于明末，恰逢乱世，天启时依附魏忠贤，崇祯时废斥，弘光时对东林党、复社诸人打击报复，后降清，被贴上“奸臣”的标签，一个文人成为明王朝末世标本。大厦将倾，有人原地不动等着被砸死；有人从缝隙中爬出来，以一己之力抗争，换来的是另一种死法。阮大铖也抗争过，但最终降清，走投无路是可信的解释。他一生的是是非非，折射出明王朝的众叛亲离。当帝国的缝隙越来越大，一口气也能让它轰然倒地。阮大铖或许对着明王朝的背影吹了一口气，“奸臣”的名号落下来，并永垂不朽。

其实缝隙在王朝的缔造者手上就已生成，只不过隐秘、细微罢了。新王朝新气象将它涂抹粉饰，让人难以觉察，但改变不了其本质属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朱元璋杀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皇权相权合一。皇帝回到独裁宝座，大明王朝驶向专制之路。上层设计的结构性缺失，导致缝隙不可避免，并从上而下开裂。尽管纵观明王朝，从始至终没有出现皇权以外的割据势力，但宦官乱朝频频发生，每一次都让缝隙变得大一些。及至朱棣篡位，将削藩进行到底，权力来自藩王的威胁解除，但北方防御力量骤减，蒙元残余势力乘势做大做强，敲诈、劫掠、兵犯日盛。带着历史使命的于谦出场了，他成了一面威武的长城，但他死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明王朝也只能由盛而衰。

明史专家章宪法在《明朝大败局》中条分缕析，选择八位历史人物对明王朝的兴衰进行解读。通过个体遭际的微观透视，再现了明王朝的失败命运。不得不说，这也是解密历史的一条捷径。历史纷繁复杂，有无数人物无数事件，也就有无数障眼法，但拨云见日，封建制度本身造就了众多制度性难题。皇权作为明王朝的支柱，在靖难之役后有了变化，帝国的支柱貌似只剩下文官集团。但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权力必须维持在一个平衡点，偏离这个平衡点，就只能有冲突与斗争。从这个角度，“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不过是对王朝缝隙的一次加固，不过是明王朝奔向衰败途中的一次紧急制动，但敌不过强大的惯性。

本书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个体人物还原到历史情境中，表现在权力斗争和兴衰演变中个体的无奈、挣扎与嬗变。无论是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还是魏忠贤、张献忠、阮大铖，出场人物不再脸谱化、标签化，没有单纯的好人，也没有单纯的坏人。把人还原成人，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包括众多的明王朝皇帝，都有各自的人性微光，好与坏留给读者评判。只不过王朝的缝隙有着巨大的张力，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无疑会受到它的挤压，人性的多变复杂尽显，让人掩卷沉思。唯其如此，历史才现出它真实的一面，不虚无，不玄妙，不高深。某种程度上，人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历史裹挟着人，从不偏离什么，但它又是人推动的，历史没有偶然。

当然，明朝的灭亡，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原因，比方说：老天捣乱，地震，“小冰河”时期，“气候异常说”；昏君道不多，奸臣又捣乱，“君昏臣佞说”；封建制度周期；国际反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内忧外患说”，等等。无论哪一种，都能让人离历史近一点。正如作者所言，历史，有时也只是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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