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颗百味果

爱情是生活的永恒主题，自然也是艺术的永恒主题。搬上银幕的诺贝尔奖得主原著改编电影或以爱情为主题，或是以爱情为配料、调料，反正大多数与“爱”脱不了干系。

《柳暗花明》说的是老年人的爱情，一起变老，既残酷又浪漫；《伊豆舞女》情窦初开，清新朦胧；《红高粱》里的爱情蛮横粗犷。《铁皮鼓》里的爱情凋敝得只剩下赤裸暴虐的性欲望。《日瓦戈医生》演绎非常乱世里的爱情。这些情感受环境的影响和命运的摆弄而带有传奇色彩，但依旧生机勃勃，令人咏叹。但出自诺贝尔文学大师笔下，并且呈现在银幕上的还有三枚爱情的苹果苦涩异常，非同一般。

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的《魂断威尼斯》，说的是一位艺术家沉溺于对于一个年轻人青春之美的迷恋，最后在威尼斯感染瘟疫而死的故事。如果你对于作者，尤其是作者的性倾向没有一点了解，那么，看这部电影如同受刑罚，不知所云。

《钢琴教师》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该片讲述了一个在母亲高压管教下的钢琴女教师与男学生的畸恋故事。钢琴女教师偷窥、自虐、性压抑性苦闷导致一系列病态扭曲的发泄。小说的叙述繁复缓慢，喋喋不休，电影同样平静舒缓，波澜不惊，但是相比于文字，更直观的情境展现让人心悸。

《霍乱时期的爱情》原著作者马尔克斯是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以五十年的大跨度来展示坚贞执着得近乎变态的恋情，体现了文学大师惊人的想象力和对于文体把握的超拔技巧。最令人诧异的是，马尔克斯通过一个老男人的滥性来烘托坚贞，这看似荒谬，却别具一格，令人信服。在文学家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只有霍乱时期的爱情，最后修成正果，美满甜蜜。

无论是阅读原著小说，还是看改编电影，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三部作品的与众不同。这三部作品应该属于现代文学的整体范畴，注重心理描写和氛围渲染，神秘兮兮，恍恍惚惚，字里行间洋溢着“普鲁斯特式癔症”式的隐秘气息。这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面对现代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精巧细腻，能将一枚小小的腌渍橄榄细细品味两个钟头的爱好与技能，几乎就无法下手。谁都能拍“玛戈尔皇后”，“铁面人”、“三个火枪手”，或是“基督山伯爵”，但只有极少数的大导演能演绎出动作和情节之外的心理活动所揭示的人物命运。

文学和电影毕竟是两种艺术门类，有时可以勉强沟通，有的只能隔岸相望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可以搬上银幕，谁有本领来拍一部《百年孤独》？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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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某年的一个春日午后，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在他五十岁生日以后，他在正式场合就以冯·阿申巴赫闻名——从慕尼黑摄政王街的邸宅里独个儿出来漫步。当时，欧洲大陆形势险恶，好几个月来阴云密布。整整一个上午，作家繁重的、绞尽脑汁的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这些工作一直需要他以缜密周到、深入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事。午饭以后，他又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内心汹涌澎湃创作思潮的激荡——或者说是Motusanimi Continnus (拉丁文，思潮如涌)，根据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的意见，雄伟有力的篇章就是由此产生的——想午睡一会以消除疲劳，可又睡不着(由于体力消耗一天比一天厉害，他感到每天午睡确实非常必要)，于是喝过茶后不一会，他就想到外边去逛逛，希望空气和活动能帮助他消除疲劳，以便晚上再能好好地工作一会。

时光已是五月上旬，在几星期湿冷的天气之后，一个似是而非的仲夏来临了。虽然英国花园里的树叶才出现一片嫩绿，可是已像八月般的闷热，市郊一带熙熙攘攘，挤满了车辆和行人。但通往奥迈斯特的一些道路却比较幽静，阿申巴赫就在那儿徜徉，眺望一会以热闹出名的餐厅公园的景色。公园周围停着一些出租马车和华丽的私人马车。他从公园外围取道回家，穿过了落日余晖掩映着的田野。当他走到北部墓园时，他累了。这时在弗林公路上空又出现暴风雨的征兆，于是他等着电车，让电车直接带他回城。

想不到他在车站和车站附近没有看到什么人。不论在铺过地面的翁格勒街——那儿，电车轨道无声无息地、亮油油地一直伸展到施瓦平地方——还是弗林公路上，都看不到一辆车子。在石匠铺子的围篱后边，也没有一个影子在晃动。石匠，铺子里陈设着各种各样待卖的十字架、神位牌、纪念碑之类，宛如另一个不埋葬尸体的坟场。对面是拜占庭式结构的殡仪馆，它在夕阳中默默地闪着微弱的光辉。建筑物的正面，装饰着希腊式十字架和模仿埃及古代书法的浅色图案，上面镂刻着对称地排列的几行金字，内容均和来世有关；例如“彼等均已进入天府”，或者是“愿永恒之光普照亡灵”。候车的阿申巴赫专心默读、欣赏这些字迹有好几分钟，让自己整个心灵沉浸在对它们神秘意义的探索之中。正在这时，他瞥见护守在阶梯口两只圣兽上面的门廊里站着一个人，他顿时清醒过来。这个人的外表颇不平常，把他的思路完全带到另一个方向。

（摘自《魂断威尼斯》）  

女钢琴教师埃里卡·科胡特像一阵旋风似的蹿进自己和母亲共住的住所。这孩子动作有时特别敏捷，母亲喜欢把埃里卡称为自己生龙活虎的小家伙。她竭力逃避母亲。埃里卡是快奔四十的人了。从年龄上来讲，母亲都可以当祖母了。在经历多年艰辛的婚姻生活之后，埃里卡才来到这个世上。父亲很快便把指挥棒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埃里卡登场，父亲下场。今天，埃里卡由于心急，动作十分灵巧，像片秋叶悄然无声地穿过住宅门，想尽快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不让母亲看见。但是，此时妈妈已经高高站在面前，并且把埃里卡挤到了墙边进行质问。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母亲正琢磨着，埃里卡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来？最后一名学生早已在三个小时前就回家去了，母亲心中已经有一大堆的辛辣嘲讽在等待着埃里卡。埃里卡，你也许以为，我无法得知你去了什么地方。孩子是喜欢撒谎的，所以要主动回答母亲的问题，而这些回答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母亲还在等着回答，但是也只等到她数完一、二、三的工夫。

在刚刚数到二的时候，女儿就开始用编造好的瞎话来回答了。她手上提着的装满钢琴乐谱的公文包被夺了过去，母亲立即从包里得到了对所有问题的严酷的答案。四本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曲谱和一件新的连衣裙被愤怒地抛撒在简陋的房间里，看得出来，这件连衣裙是刚刚买的。母亲立刻对这件衣服义愤填膺。先前，这件衣服挂在商店的衣钩上，色彩斑斓，手感柔软，看起来那么诱人；现在，它像块干瘪的抹布被扔在地上，母亲的目光正逼视着它。买衣裳的钱原来是用于银行储蓄的！这钱现在已经提前花掉了。本来可以把这件衣裳随时看成是存进奥地利储蓄银行里的一笔建房储蓄金存款，她们随时可以走到内衣柜旁，储蓄本就藏在柜子里一大沓亚麻手巾的后面。但是，今天孩子出去玩了一趟，取了一笔款，造成了目前的结果：假如人们想知道这笔可爱的款子到哪去了，埃里卡这下就得天天都穿着这件衣裳，展示给人看了。母亲吼叫着：这下你得不到以后的工资了！我们本该不久有一套新住宅，但是因为你等不及，现在你只剩一身破衣裳，这衣裳很快就会不时髦了。母亲把想要的一切都寄托在未来，她从不想立即要什么。但是，她随时都需要孩子在身边，她随时都想知道，如果妈妈有心肌梗塞的危险，必要时在哪里可以找到孩子。现在母亲要节约，为的是将来能够享受。恰好在这时候，埃里卡买了一件连衣裙！这衣裳还穿不长久，几乎比鱼排面包上涂着色拉酱的圆点还要短暂。这件衣裳的式样到不了明年，下个月就已经不再流行了，而金钱永不会过时。

现在她们正攒钱共同购买一处宽敞点儿的私人住房。她们现在还住在租来的住房里，这房子已经很陈旧，只能舍弃。她们将会首先共同挑选壁橱，甚至选择隔墙的位置。她们的住房采用一种全新的建筑方法，所有一切均仔细地按照个人的指示来修建。谁付钱，谁做主。母亲只有很少的退休金，管做主，埃里卡管出钱。在这崭新的住所里，将按未来的方法进行修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埃里卡的王国在这边，母亲的在那边，两个人的地盘整整齐齐地互相分割开来。她们将共同拥有一间起居室，如果愿意，可以在那里碰头见面。但是母亲和孩子总是想顺其自然，因为她们属于一个整体。即使在这个现今早已破败的猪圈里，埃里卡也拥有可供自己发号施令的领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领地，母亲随时都能自由、畅通无阻地进来。埃里卡房间的门上没有锁，孩子没有秘密可言。（摘自《钢琴教师》）  

这是确定无疑的：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刚走进那个半明半暗的房间就悟到了这一点。他匆匆忙忙地赶到那里本是为了进行急救，但那件多年以来使他是心的事已经不可挽回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又是跟医生交情甚笃的国际象棋对手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此刻已利用氰化金挥发出来的气体，从回忆的折磨中彻底解脱了。

医生看到尸体躺在行军床上，覆盖着一条毛毯。阿莫乌尔生前一向是睡在这张行军床上的。靠近行军床有个板凳，凳子上放着一只小桶，那是用来蒸发毒品的。

地板上躺着一只胸脯雪白的黑色丹麦大狗，它被捆绑在行军床的床腿上，旁边摆着一条拐杖。那间令人窒息的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充当工作室，黎明的曙光从打开的窗户射进来，意微的光亮足以使人们立即认出他确实已经死了。其它的窗户以及门缝都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或用黑色的马粪纸封闭起来，这更增加了室内的压抑的气氛。室内有一张木台，上面堆满了细口小瓶和没有商标的香水瓶。在用红纸罩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灯下有两只白蜡小桶，外皮已经剥落。第三只桶里盛着定影剂，靠近尸体。过期报章杂志扔得到处都是，一块块玻璃板上堆满底片，破旧的家具摆得零乱不堪，但是在那双勤劳的双手的操持下，一切都显得纤尘不染。尽管从窗外吹来的空气使室内气息变得清新，但熟知内情的人，仍然可以感觉出那带有苦扁桃气息的不幸的爱情的幽怨和隐痛。乌尔比诺曾不止一次地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想过：那里真不是应上帝的思召而离开人间的合适场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认识到，死者的神经失调也许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密旨。

警察局长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里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先到了，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了窗户，并把尸体盖了起来。局长和学生严肃地跟医生打了个招呼，这位医生这次所以到来，主要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受人崇敬，因为没有人知晓他和阿莫乌尔的友谊之深。这位医道高明的教授，就像每天在临床课开始之前跟他的学生—一握手一样，同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生拉了拉手，然后便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毛毯的边缘，仿佛对待一朵鲜花，像惯常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毯子。赤裸的尸体僵硬地弯曲着，眼睛睁着，躯体呈蓝色，仿佛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岁。他的瞳孔是透明的，胡子和头发是黄色的。肚子上有一道旧伤痕，粗糙地缝合着。由于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躯和胳膊犹如被判取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样粗大健壮，但是他的僵死的双腿却像无依无靠的孤儿的细腿。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凝望着，他在同死神徒劳争夺的漫长岁月里，很少有这样的表情。（摘自《霍乱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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