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跨界跨得如此“任性”的 汉语拼音之父

资料图2016年1月13日，周有光和家人一起庆生。  

他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他是“汉语拼音之父”，爱因斯坦的“陪聊”；他是沈从文的连襟，张允和的丈夫。他就是周有光。

现在，111岁（虚岁）的周有光依然豁达乐观，依然在阅读、在思考。据媒体介绍，他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就让保姆喊相熟的编辑来家里交流看法。晚上精神好的时候，他也会看一点电视剧，比如《芈月传》、《大秧歌》。今年1月13日是周有光先生的111岁生日，回顾他的一生，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精彩，他把一生活成了传奇……

他是“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曾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建立汉语拼音体系，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82年，经周有光的努力，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他是爱因斯坦的“陪聊”

爱因斯坦和周有光？乍听到这两个名字，你可能不会把两人联系起来。事实总是会让你大吃一惊，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引自《周有光百岁口述》

他是沈从文的连襟，张允和的丈夫

周有光和文学大家沈从文是一对连襟。周有光娶了当时合肥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沈从文娶了三妹张兆和，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或许正是他们的写照。

张允和是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是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也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周有光说，“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周有光还在书中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谈到婚后生活，周有光说，“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直到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二人都感情和谐，这种流水潺潺的恋爱也许正是二人相守相伴七十多年的原因吧。

“一百一十一岁等于一岁”

111岁，周有光依然豁达、坚强。他思考着国家、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在电视新闻上得知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让保姆喊相熟的编辑来家里交流看法。晚上精神好的时候，他也会看一点电视剧，比如《大秧歌》、《芈月传》。

对于自己的高寿，周有光曾在自己的著述中写道，“我以前说过‘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就在几日前，周老曾对前来北京看望他的老家常州市领导幽默地说：“一百一十一岁等于一岁，一事无成，很可惜的一百一十一岁。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

111年前的1月13日，周有光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他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时代，一生见证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识、学识非一般人所能比，有“百科全书”之称。寿过期颐之后，他仍保持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探索精神，笔耕不辍，思考不断，这也让他在晚年声名日隆，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界人士的推崇。

“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周有光一生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精力都倾注在语言学上；85岁以后，他是启蒙思想家。1988年12月31日，82岁的周有光退休，但仍继续工作。三年后，他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85岁后的周有光潜心思考和研究文化学、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宏大问题，并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和读书札记。100岁时，他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110岁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兼有理性、严谨和人本主义关怀的思考，让此前一直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周有光在公共思想领域很快引起了读者的瞩目，“世界公民”的自我定位，对世界主义的弘扬，使他的思想，卓尔不群，备受学界推崇。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不能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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