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上真人秀担当中国之星巨星推荐人这个消息让不少人

崔健上真人秀，担当《中国之星》“巨星推荐人”。这个消息让不少人感叹不已，“老崔走下神坛了？”在《中国之星》首播之际，本报记者通过微信采访了崔健，他爽快回应了所谓的“走下神坛”，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对待选秀节目的态度。

谈及《中国之星》，崔健称在节目中看到了不少“外面的世界”，与刘欢、林忆莲的合作，让他接触到了一些平时不去接触的音乐。而对于“中国摇滚教父”的头衔，向来言辞犀利的崔健直言“不喜欢”，“可以叫我老崔，不要叫我摇滚教父，每次说摇滚教父我都觉得难受，有一种盖棺定论的感觉！”

说节目：参加电视音乐节目很谨慎，上《中国之星》只为话语权

“有的人一直把我放在神坛上，但我觉得这是脱离现实的神坛，远在山上，反而有点故弄姿态。”崔健表示，摇滚乐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而是要脚踏实地，与时代互动。

记者：为什么愿意来《中国之星》？

崔健：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去拒绝的理由，这档节目满足我所有的要求，甚至给了我很多话语权，让我选择我想推荐的人。

记者：很多人把您的这个举动称作是“走下神坛”？

崔健：很多人把我放在神坛上，但实际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摇滚乐或者任何流行音乐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应该脚踏实地，跟时代互动。我想要的东西不应该在空中，应该就在这儿。对于我来说，摇滚乐不在意能在神坛上坚持多久，我们要感受自己的存在，这才是摇滚乐的气质。

记者：这次以推荐摇滚歌手为主，还是各种音乐类型的歌手都会有？

崔健：我的团队最起码有一个或者是一个半是摇滚，如果谭维维能坚持下去，那就始终有一个。2002年我做了一个舞剧叫《给你点颜色》，当时我已经清楚意识到自身最起码有三面性，理想性、现实性和智慧，三者缺一不可。我希望我的团队里始终有三种风格出现，如果说有备选，只是每一个角色的备选，而不是说随便缺失一个就拿另外一个颜色去补位。

记者：能否这样理解，您是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让摇滚乐走上电视？

崔健：现在很多电视音乐节目在很大成分上是讲故事、创造悬念，而不是完全以音乐现场演出为主，对于上电视音乐节目，我一直比较谨慎，在这之前我曾经试图几次进入电视真人秀，结果发现他们都还不够成熟，条件不够完备，我一直在等。我相信真实的音乐或者摇滚音乐早晚会进入电视的，早晚的事。这一次，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到来，能够加快不同音乐制作风格的融合，摇滚乐比较重视制作、灯光、音响，特别是音响，包括乐手对电视审美的接受，这些都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成熟，这个节目是一个开始，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走起来。

记者：和我们分享一下参加节目的感受吧。

崔健：如果这个节目的重点在比赛上，我就好像一个主持人，如果重点在音乐上，我就是推荐人，现在这两个角色有点模糊。我觉得比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怎么通过这个比赛去关注音乐，而不是更多地去关注名次，所以我更愿意做一个推荐人。

记者：第一次与刘欢和林忆莲合作，感觉如何？

崔健：我可以感受到节目组和刘欢老师、林忆莲老师，对摇滚乐的一种认可和尊重。在音乐风格上，这档节目真的没有必要求大同。从某种程度上，节目中最起码有一部分东西是我平时不接触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音乐分享的过程。

谈选秀：我是踩着“狗屎运”，一首《一无所有》就火了

崔健向来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毫不拐弯抹角。崔健直言，不喜欢“摇滚教父”这个头衔，在《中国之星》的录像现场就“万般恳求”导演，“你可以叫老崔，不要叫我‘摇滚教父\’，求求你了，你叫我‘摇滚孙子\’都行！”

崔健谈及自己大力推荐的歌手谭维维时，还自爆自己的选秀经历。在崔健看来，选秀本身不是问题，摇滚音乐没必要深藏于地下，与电视平台格格不入。

记者：大家都称你“摇滚教父”，但是在录制时，您好像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崔健：这话不是说一次两次了，我十年前就在说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种盖棺定论的感觉，而且我参与这种活动好像在卖弄，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需要这样称呼我，可以叫我老崔，哪怕叫崔老师，我不是他们的老师，这也只是一个尊称而已。总之，比起摇滚教父这个名称对我来说干扰少一点，他们每次说摇滚教父我都觉得难受。

记者：谭维维和您是“忘年交”，您和刘欢都想推荐谭维维，能否透露一下，谭维维最后是怎么到您队里来的？

崔健：可能谭维维认为，在我团队里能把她另一面表现出来，能展示她在音乐方面储备的一些想法和能量，也许大家会觉得是个败笔，我们可能会打造出一个大家不想看到的谭维维。在很多人眼里，谭维维长期活跃在温馨时尚的领域，代表的是温馨、阳光的黄色，我通过接触她以后，发现她的内心有一面是红色的，是非常摇滚的，充满对现实更多期待的一种欲望。同时她还有黄色红色之外的另一面，通过我们所谓的推荐和互动发挥出来，这点肯定是和加入刘欢团队有区别的。

记者：选秀也是音乐通往成功的途径，比如谭维维就是通过选秀节目一炮而红的，您是如何看待选秀节目的？

崔健：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也参加过选秀，30年前，我的《一无所有》能够在北京工体首发，都跟我参加选秀有关系。1986年，我和“七合板”乐队拿着鼓击，弹着吉他，参加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评委是李双江、王昆等老一辈知名音乐家，当时我们唱了《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两首歌，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这次选秀，有一个评委看上我们的作品，也因此有了在北京工体首发《一无所有》的机会，我是踩着“狗屎运”了，一首《一无所有》就火了，但大部分摇滚歌手还在磕。如果说事业至少有三条路可以到达成功巅峰，一条就是像我一样横空出世，一首《一无所有》就火了；一条就是硬磕；还有就是像谭维维这样，通过选秀，有非常好的运作团队，一步步发展起来。

聊摇滚：摇滚乐30年变化确实不大

回首30年的中国摇滚之路，崔健感慨不已，“我们摇滚三十年，所谓的‘领头羊\’老崔还没有买私人飞机，人家演小品的都已经买到了。这只能说明摇滚乐这些年还不怎么发达。”

记者：您对摇滚发展的现状怎么看？

崔健：如果将1986年当做中国摇滚乐的开端，那么2016年将迎来中国摇滚30年。流行乐在这30年发展比较快，幕后团队已经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摇滚乐变化确实不是很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摇滚三十年，老崔所谓的领头羊还没有买私人飞机，人家演小品的都已经买了！这只能说明摇滚乐这些年还不怎么发达，可能是我的失职，说明我们还不够勇敢、不够诚恳，观众还是不接受我们。否则就是社会的问题，社会还没有开始接受诚恳、成熟、勇敢的东西。

记者：12月18日，您的新专辑即将亮相，能否提前和我们分享一下？

崔健：整张专辑在时间上撑得比较长，其间我拍了三部电影，也做了一个舞蹈音乐，我对专辑中的歌曲换了个角度重新审视，发现这种过程是我过去没有的，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这张专辑取名《光冻》，表示光都被冻住了，我做这张专辑的想法，是希望能让大家依旧拥有仰望星空的能力，忘记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文/本报首席记者 平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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