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增加不少

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增加不少新的规定，比如将在微信、微博发布假消息，国家考试中找人替考，试图通过医闹获利，校车、客车严重超员、超速，虐待老幼病残等9种常见行为，列入刑事处罚范围。以往，这些违法行为可能被行政处罚，但往后，则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给自己留下极不光彩的“案底”。

（详见本报今日AⅡ06版）

看到这个报道，想起了一句流行网络语：吓死宝宝了！离《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你准备好了吗？9种常见行为入刑，基本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新增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对“指尖一族”影响甚大，不少网友很担忧，我不小心转发了虚假信息，会不会也是犯罪呀？

网友的担忧是多余的，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才可能构成犯罪。但没有犯罪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转发网络信息，否则，也很有可能成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分子的帮凶。谣言止于智者，我们不当谣言的帮凶，就首先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指尖点击“发送”之前，先问几个“是真的吗”，核实清楚信息的真实性，信息源不可靠的就不转、不传，以免“助纣为虐”，更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若如此，最近的阎肃“被去世”和杨坤“被吸毒”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打击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定只涉及两部分：对编造、传播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的，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侮辱、诽谤他人的，“两高”也于2013年出台了专门司法解释，细化标准，将之纳入刑法第246条侮辱、诽谤罪的规制范畴。

可对于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虚假信息的行为，难以在原有刑法中找到相关的适用依据，也就意味着难以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如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有人编造“有毒气体正在向北京扩散”的谣言；又如2013年初，多地有人编造散布H7N9疫情的谣言，等等。公安机关及时查处打击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但大多只能以治安处罚了事，与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无异于“罚酒三杯”，震慑作用有限。新增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就是专门针对此类犯罪行为而设定的，更进一步织密了打击网络谣言犯罪的法网。让更多的网民懂得了，不只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和侮辱诽谤信息会判刑，编造、传播“假军人卖望远镜偷器官”、“人贩子当街捅家长抢小孩”等虚假警情、险情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会被判刑。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入罪后，打击网络谣言的刑法体系就基本健全，网络空间的法网也越织越密，给信息发布和传播者设置了更多的条件，不得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当是法律底线，违者被严惩也属咎由自取。但在查处这类违法犯罪时，认定犯罪的界线必须清晰。要追究行为人的刑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入罪条件，“造成严重后果”是3年以上量刑的标准。何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何谓“造成严重后果”，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两条基本红线。

这两条红线不清，不但实践操作不好把握，可能造成执法偏差或不公；而且网民对法律的底线也把握不准，对自己行为所将产生的法律后果无法准确评判。这就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来进一步细化，为法律适用提供依据，也为网民划定更为清晰的网络言论红线。只要没有跨越红线之外，网络言论可以自由发挥；可能触碰红线的，就坚决制止，决不当违法犯罪的帮凶，更不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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