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 我喜欢人世中那些美好的瞬间

“我喜欢看到有罪感的人的自我平衡，相信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让人流连。那种由衷的悔过、愧疚、负罪感、救赎努力，总让我看到天堂之光。”

9月初的厦门，山里龙眼满地跑，天上的云亮得像一团团白瓷雕塑。

须一瓜不敢看天。多年前，她就落下了“日光过敏性皮炎”的毛病。

这个紫外线过敏的女人，四十出头时写下了直面人性的小说《太阳黑子》。2013年春天，由此改编的电影《烈日灼心》在厦门拍摄。“写完小说人也是虚的。然后看到演员来了，进入角色，复原了小说里的场景，会觉得，真的假的？像做梦一样。”

生活和创作总是虚实相映。某一年，还在《厦门晚报》任要闻部副主任的须一瓜听一位退休的外地警官讲起，有3个铁路上的小混混犯了灭门案之后亡命天涯。十多年里他们安分守己，但始终忧心忡忡，甚至不敢结婚，怕拖累家人。其中的老大迫于世俗压力成了家，但每每“怀抱儿子，悲从中来”。事发的那天，他们身上的担子才终于放了下来。

“我喜欢这种愧疚的故事。”爱写小说的须一瓜告诉她在报社的老搭档、要闻部主任卢小波，在写了几十个中短篇之后，她对这个赎罪主题情有独钟。

“这种书能好看吗？我见过太多了。比如《肖申克的救赎》。”卢小波心下怀疑。

“我会写得跟别人不一样。”须一瓜很有自信。

其实，《太阳黑子》出版以前，须一瓜已在小说世界里浸润多年。这也不是她头一次以逃犯作为故事主角。在12年前的短篇《蛇宫》里，她就书写过一个被现实重压的逃犯，饱受良心拷问，最终舍身救人而获解脱。

“一个逃犯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社会力量的追捕还是道德上的追捕，都是到了人生的最后境地。”须一瓜相信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让人流连。“我就是喜欢看到有罪感的人的自我平衡。那种由衷的悔过、愧疚、负罪感、救赎努力，总让我看到天堂之光。我也知道，当这个平衡找回来之后，或者巅峰感觉过去后，神性会消退，恶心也可能再起，人也可能会重聚新的愧疚与悔过，如此循环，轮回着普通人的情感程式。而期间的光芒，闪照过人间。”

1

救赎已成

最伟大的救赎，就是自我的道德拯救。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要死，但都得到了爱和尊重。

小说里，3个铁路少年变成了协警辛小丰、的哥杨自道和天文爱好者陈比觉，无意间犯下灭门罪行之后，一面隐居一面照顾弃儿“尾巴”，最终三人受刑伏法。他们以“拼命地加善来偿罪”，而早年偷生的房东卓生发则希图靠“揭恶”来行善，两种心理路径、多条故事线，错综交织。

当《太阳黑子》面世，那故事，扎扎实实长在须一瓜心里已经六七年了。正因如此，当我谈到有评论者就其中或存在的“逻辑漏洞”质疑，她反驳说，自己对情节经过严密的组织和设计。

譬如，怎么让人相信，能那样毫无保留照顾一个陌生孩子的3个人，竟犯下过滔天罪行？“恶人”与“好人”之间的过渡如何实现？

须一瓜研究过资料，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14-18岁的青少年，在面临危急情况时，比儿童或成人更加冲动，因为他们的大脑很难控制他们的行为，这个年龄段的重案犯罪率很高。而在年龄之外，小说中设定的诱发案件发生的条件，是突然性、接踵而来的，为3个少年所猝不及防：因为三人中有人提议想看豪车，接着进入私宅，又猛然见到刚刚出浴、气质姣好的画画的少女，在强奸时少女因心脏病发猝死（以表示并非有意杀人），又因少女家人的进入再度慌了手脚，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三人的强奸和杀人行为可以说是‘激情犯罪\’，是极端情境下的激烈反应。”一位警界人士说。

小说之所以要如此“费心、周详地布置好这么多前提”，须一瓜正是要为3个少年日后的救赎提供有力支持。正向的支持是，源于3个少年本来心中的善（至少没那么恶），反向的支持是，灭门案就是不可更改的严酷事实：事实有多么残酷，噬咬内心的利齿就有多么尖锐，引发内心的愧疚就多么难以撼动。

有人认为，3个人苦心孤诣，最终难逃一死，他们渴望的“心灵救赎”是不可能实现的。须一瓜有不同看法。“最伟大的救赎，就是自我的道德拯救。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要死，但都得到了爱和尊重：杨自道得到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辛小丰获得毒眼警长伊谷春的激赏、敬重与不舍，两人惺惺相惜，他在弥留之际，看见夕阳在辽阔的海面打下一条通天长廊；而陈比觉的灵魂，已经穿越了流星雨，向着他的老家太阳黑子飞行……我觉得，救赎已经实现了。”

小说和电影里的注射行刑，来自她记者生涯的一次亲身经历。

“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记得那天接受行刑的一个女孩，罪行是把情人的老婆毒死。在看守所签字的时候，她全身发抖，签自己的名字时签得像二维码一样。”

行刑室是跃层，所有人都退到半楼护栏处。从封闭的玻璃往下看时，须一瓜突然很想知道女孩最后一刻的心情，她不假思索地跑了下去，听到女孩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痛，想爸爸。”

须一瓜的“鲁莽”行为遭到当场呵斥。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因为药物对女犯身体无效，她没有马上死亡，改成在楼下另一侧执行传统行刑方式。

“我又想下去看，可是腿迈不开，只听到脚步声和空气挤压的声音。”那一刻，须一瓜感到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她慌忙跑回人多的那一头。因为各种原因，那天的稿件没有写成。

“须一瓜是我们的常客，她老是追着我们要新闻。她很勤快，文笔也有女侠风范。”和她交情甚笃的一位警长K说。不过K总搞不懂她的“逆向思维”，“她会把一个我们觉得正面的故事‘扭曲\’成负面的，或者反之。”直到读得越来越多，K才渐渐明白。

须一瓜所在报纸曾用一个整版报道了本市某男杀害女研究生的案件。公安提审时，认定疑犯很刁。所以，带须一瓜前往采访时让她隐瞒身份，只说自己是局政治部的。但是，和须一瓜聊着聊着，他们彼此很快就敞开了。“一开始他就是偷点东西，惊动了那女孩，他便捂住她嘴，用绳子绑她。女孩说‘你弄得我头发疼，再重新扎一下\’，他真的重绑。两人还友好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就走了。结果好像是忘带了什么又回来拿，那女孩儿就忍不住大叫，结果他就拿起刀一划，企图制止。昏暗中，刀子划到了女孩的颈动脉。”

“血‘嘘\’地一声飙出来。完了，他说，那一刹那，他听到的不是女孩死的声音，而是自己死的声音。”须一瓜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眼瞪得大大的。

采访完，那个年轻人问须一瓜，“能不能帮我联系遗体捐助部门，能用都给他们，然后，把换来的钱，都帮我给那个女孩家庭吧。”他并不知道捐献遗体是无偿的。须一瓜对他的心愿特别难忘。“我想表达的，就是人性在这一刻的美好。那一刻是‘通神\’的。”

2

淡绿色的月亮

她想表现的不只是人对道德的过度期许，对爱情和生活的绝望，还有人性的悲哀。

卢小波眼里的须一瓜，是记者，作家，还有点像侦探。“她对生活有巨大的好奇心，总想破解谜团，这是她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

当地公安曾经接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报案，说如何受到父母虐待，被一个妈咪骗了当三陪，她如何反抗。派出所照顾她，所有媒体前去采访，都给予了孩子巨大的同情心。“这样一个流浪和磨难的故事，情节曲折，细节饱满，把大家全都感动了。须一瓜也去采访，一步一步追，结果问出来是个弥天大谎。”

卢小波说，后来证明那个小女孩家境不错，有“习惯性出走”的问题。“是那种动不动跑掉的熊孩子。这事儿连警察和其他媒体都被骗了。须一瓜据此写成了短篇《地瓜一样的大海》。”

同在厦门的青年作家粲然说，她是因为受须一瓜影响，才去做记者的。“我觉得她有这样一种本事，虽然她看起来不是那么和颜悦色，但她会给你一种感觉，嘿，你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有多精彩，我想听。这种特质让她成为非常特别的一个提问者。”

“我们去听件什么事吧”，这是须一瓜常对粲然说的一句话。“她认识三教九流，和很多称得上‘权贵\’的人，可以自然、戏谑地沟通，也有像警长、小店老板这样的好朋友。像色情行业，她也会想方设法认识里面的老板。她对各行各业都有好奇，哪怕不用写稿。”

报社有个热线节目《我要说》，由热线员来接听热线，记录市民的生活烦恼、喜怒哀乐。一开始，热线员由记者轮值，时间长了卢小波觉得不对。“受过新闻训练的记者，他有自己的价值取舍，他觉得有些话不重要，就不录入。我们还是希望完全按照来电人的原话记录，哪怕一声咳嗽也要记下来。最终的资料取舍、价值判断交给编辑。”

回看《我要说》的笔录，会看到大量有价值又有趣的素材。市民们的好笑或者愤怒，对方的性格、长相乃至表情都呼之欲出。“‘太好玩了！\’须一瓜一度跟我说，‘我不当部门副主任了，就当这个栏目的编辑行吗？\’”卢小波学着老搭档的口气。“当然，她的提议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我要说》给了她丰富的营养，比如她有一篇《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写的是交警与摩的司机的生活。当地人方言说“有”，听起来像“呜”。热线员牙牙家住火车轨道旁，每有火车经过，他们全家就大声问候：“火车火车，你娶老婆没有？”火车便会回应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呜——”，特别欢腾。因为激赏这个极富娱乐精神的问候，须一瓜特地写了一篇小说，发在《人民文学》上——当然，小说的主题已远远超过了这句简单的问候。

距他们单位很近，有一幢三十多层的高楼，半腰处很古怪地箍了三道白色“裙边”。一天夜里，大厦发生了失窃案。抓贼时，卢小波也在大厦附近，远远看着大厦“裙边”上手电筒的灯柱乱晃。“这个场面，当时看看也就罢了。在《太阳黑子》中碰到这一场景时，主角辛小丰正在‘裙边\’上与杀手狭路相逢，在命悬一线中救下了警察。那个片断，我读得脊背发凉，手心出汗。双脚几乎有滑跌的感觉。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第一次。”

她最受赞誉的《淡绿色的月亮》，讲的是芥子和丈夫桥北原本感情很好，一夜醒来突然发现家中遭遇抢劫，劫匪还是两个跛脚矮小的男人，芥子被其中一个猥亵，被绑在椅子上的桥北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案子很快告破，芥子却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追问，为何丈夫当时不做反抗？两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从前。

“素材来自于一个夜场的女子下班后被两个歹徒尾随入室抢劫，后来她和歹徒斗智斗勇、周旋许久得以脱身，就这么简单。”新闻的主题，是歌颂这个有勇有谋的女子。而须一瓜却突然感到，在这样一层真实之下，或许还存有另外一种真实。她想表现的不只是人对道德的过度期许，对爱情和生活的绝望，还有人性的悲哀。“灵感就在采访归途爆发，只有我自己和办案人员知道，小说与启动灵感的案子，不论骨肉与魂魄，相差多么巨大。但我知道有些人不怎么看，他们猜天上掉了淡绿色的月亮，我只是去派出所把它带了回家。”

3

地瓜的挑衅

就像她作品里的人物——那些小市井气的市民，生活再难，我还是要活下去——那也是一种地瓜气质吧。

烈日之下，我在凤凰木下等候。过了约摸半小时，穿着浅色破洞仔裤的须一瓜翩然而至。一边戴着软皮手套打着方向盘，一边微笑着告诉我，“裤子本来是买给我女儿的，她不喜欢，我便穿啰。我妈还老说我穿衣服‘不正经\’哈。”声音软得能把人化了。

健忘，爱掉东西，给自己邮箱的ID后边加了个250。好朋友粲然说须一瓜虽然打扮很潮，化妆品也还蛮贵的，但她身上有一些非同于“典型女性气质”的东西，“贱兮兮，大大咧咧。有点反叛，和善意的挑衅。就像她作品里的人物——那些小市井气的市民，生活再难，我还是要活下去——那也是一种地瓜气质吧。”

地瓜姐也有缜密的部分，她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个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有一次，粲然和她一起开会，看到一个参会女孩的口红很特别，须一瓜告诉粲然，“紫色的哦。” 过了几分钟，女孩和老板出去了。等再回来，须一瓜又“指点”粲然，“口红不见了。你说这代表什么？”粲然感觉地瓜姐身上有那种“随时发生大案”的心态。

某个节假日，她和须一瓜一起去街道慰问孤寡老人。“这种时候很多人就一团祥和就好了啦，她还追问老人们，你们的孩子呢，像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新闻，她也不会蜻蜓点水。”

作家连岳说，认识须一瓜20年，她都没怎么变。最吸引他的，是她身上那股豪气，“不装。”

“对那些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她会问，你是怕影响你的官位吧？她手下的记者，在她当副主任时也是有压力的。有热线记者接了线索出去采访，次日却没有稿子来。说是到了那里，车祸现场已经消失。她回拨爆料人电话，立刻就查明记者撒谎。记者开始还是不承认，须一瓜说，这样吧，你把昨晚的的士票给我。她没有点穿记者，记者最终还是发了短信承认自己未到现场。因为的士票一定有时间和距离。”卢小波说。

粲然能理解别人受到的这份压力。“其实这种挑衅只是一个她的邀请，得看对方是不是足够的真诚，旗鼓相当。走进去你会感受到她那种欢欣鼓舞的孩子气，不明就里的人则会觉得，有点惊骇。”（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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