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牧歌

鄂温克人在山林中是自由的，走到哪都可以搭建个希楞柱，在夜晚透过希楞柱尖顶的小孔仰望星空。天为被地为床，树林、山风和雨雪孕育出了“森林之舟”的壮美和悲欢。

几百年来，在我国北端版图上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着一支鄂温克族游牧部落，他们的灵魂永远是与森林和驯鹿融为一体的。出生于大兴安岭深处漠河北极村的作家迟子建深入森林深处的部落采访，用女性温润的笔触为我们展开了一部鄂温克人百年生活变迁的悲情史诗和壮美画卷。

初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书中那些人名和物名感到陌生而好奇。鄂温克人特有的语言，如图腾一般在我的记忆里荡来荡去。拉吉达、瓦罗加、马伊、达玛拉、尼都萨满……伞一样的房子“撮罗子(希楞柱)”、驯鹿“索格召(奥莱)”、最早使用的枪“乌鲁木苦得”、桦皮船“佳乌”、森林中最大的动物堪达旱“扎黑”、盖在松树上的仓库“靠老宝”……

小说通篇感情充沛，富有很强的节奏感，就像那条日夜流淌的额尔古纳河，闪着光亮，宽阔而丰盈，在山谷中伴随着风的歌吟涓涓流动。当然，迟子建在小说里展现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是一幅大自然和人息息相关的画卷，是一首关于生存和消逝的壮歌，这充盈美丽的歌谣，亦饱蘸忧伤的热泪。

鄂温克人在山林中是自由的，走到哪都可以搭建个希楞柱，在夜晚透过希楞柱尖顶的小孔仰望星空。天为被地为床，树林、山风和雨雪孕育出了“森林之舟”的壮美和悲欢。他们以山林为家园的生活习性，或许因为没有了尘世里的琐碎纷繁，反倒为他们造就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他们在岩石上作画，用羽毛制作行头，用桦树皮制造花瓶和装饰物，把蓝天、白云、山林、河流都当成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和心灵的艺术品而敬畏不已。鄂温克人心存信仰，萨满在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能扬善惩恶，是神与人之间一个神奇的使者；他们敬重火，信奉火神，无论何时何地，火是不能熄灭的。不灭的火焰或许就象征着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

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春天冰雪融化时变得潮湿而泥泞，夏天绿树成荫，秋冬时白雪茫茫，如童话一般美轮美奂。那里有遮天蔽日的大树，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有暖融融的阳光，有洁白的云朵绿色的山峦，有五彩羽翎的山鸡，还有可爱的白桦树……尤其是萨满身上神奇的法力，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超越了世俗的界限。这些是这片神秘土地上人们生活的背景和依赖，它们共同构筑了这个脆弱民族欢乐与苦难交织、幸福与悲伤掺杂的生命景象。人们仰望天空，沉醉于河流和山林中，唱着属于自己的山歌，生于“风”中，也葬于“风”里。这是一片多么神奇的土地，多么让人留恋的家园，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一个童话中的世界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存在于额尔古纳河右岸。

但是，这片古老的宁静被谁打破了？

鄂温克族人说，“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迟子建认为，鄂温克人的消逝，就像“一种植物从泥土中连根拔起，很鲜活的一个生命”。他们的驯鹿被弄到山下圈养起来，原来驯鹿在山上可以吃200多种草，下山后科学家研制的单一的草，驯鹿吃了，接二连三生病，甚至死亡。“他们的命根子还是在山里，无论是驯鹿还是人，这是生命本能的召唤。”

时光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林业工人进驻山林，伐木的声响从此未曾间断，山林里的树木少了，喧嚣代替了寂静，氏族部落的迁徙愈加频繁，苔藓逐渐消失了，驯鹿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食物，狩猎也愈加困难。直到本世纪初，激流乡鄂温克人的猎枪上缴了，猎人的身影渐行渐远，驯鹿文化也逐渐消亡。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是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索，老人不愿离开激流乡到城镇里定居，是最后留在林子中的两位鄂温克成员之一。正如小说中所说，“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

“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她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张扬，是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茅盾文学奖评委如此评价《额尔古纳河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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