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战文学的不同凡响和异军突起

□张丽军

齐鲁大地自古就有抗击侵略、反抗强暴、追求自由解放的社会传统与文化理念。就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抗战文学而言,山东是一方闪耀着血性光芒的自由沃土,留下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28年的“五三惨案”是山东抗战的先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山东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从战争在山东爆发的那一日起,山东抗战文学就已经诞生了。忠心报国、义肝侠胆、誓死捍卫家乡的齐鲁英雄儿女,用生命、鲜血和顽强的精神意志书写了当代山东抗战文学传奇。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随着抗日文艺召唤,一些即时性的、适合进行大众宣传的朗诵诗、舞台剧、大鼓、快板等抗战文艺形式在迅速传播,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山东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大众日报》和《胶东大众》等杂志刊登的抗战文艺作品成为那一时期影响巨大的抗战文学。一些专业作家的文学创作,如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血的春天》、峻青的《马石山上》《小侦察员》、鲁西良的《复仇》、怡然的《我们的母亲》、白刃的《咱们是一家人》、朱瑞的《悼陈若克》等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豪迈的战斗激情。

新中国成立后,在十七年的红色经典系列中,山东抗战文学异军突起,产生了诸如《铁道游击队》和《苦菜花》等系列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刘知侠创作于1950年代的《铁道游击队》反映飞虎队——鲁南铁道游击队与日寇斗智斗勇的英勇故事。《铁道游击队》作为一部经典的红色文学,可贵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免了“高大全”的审美叙事局限,达到了质朴动人的人性化叙述深度。铁道游击队队长老洪与芳林嫂的情感描写既是细致入微的,又是质朴动人的；既是革命情谊的,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体性情感。这种融革命情谊和个体情感于一体的叙事,无论是对于从小缺少感情关怀、大大咧咧的老洪,还是怀有强烈仇恨心理、情感细腻的寡居的芳林嫂而言,都是合情合理的。里面的其他人物形象,如小坡的机智勇敢、鲁汉的急躁莽撞等,都是栩栩如生,活泼可爱。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铁道游击队》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经典之作。但在所谓的“三红一创”概念的遮蔽下,《铁道游击队》内在的丰富性、细腻性、人性深度被极大忽视了。冯德英创作的反映胶东崑嵛山人民抗日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苦菜花》,也是处于同样被遮蔽的命运。事实上,冯德英的《苦菜花》所塑造的英雄“母亲”形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具有极高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背有点儿驼,稠密的头发,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这是小说开篇描写的被重重压迫下的母亲形象。《苦菜花》心理描写都是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对于在地主家庭中成长的杏莉形象(亲生父亲是长工)的刻画,是非常可贵的。小说呈现出了杏莉美好的心灵品质,充分展现了杏莉与“母亲”的儿子德强的情感交往。这在一定意义上接续,乃至超越了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塑造的具有地主家庭成分的“黑妮”形象。这不仅需要对人物形象性格发展逻辑的深刻理解,更需要打破偏狭的“革命政治史观”、回到人性本原的巨大勇气。从这个意义而言,《苦菜花》已经逾越了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概念,具有了一种超越特定时空的文学经典品质。

1960年代,山东抗战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家和作品。赛时礼的《三进山城》、曲波的《桥隆飚》、翟永瑚的《民兵爆破队》等都在当时影响较大。赛时礼是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其作品《三进山城》直接取材于自身特殊的传奇战斗生活,所以作品人物形象生动,情节令人拍案惊奇,细节富有浓郁生活气息。曲波的《桥隆飙》题材新颖,叙事的主体是一支高举“飙字旗”的民间抗日武装,其领导者就是义薄云天、气魄非凡的桥隆飙。小说情节生动,飙字军抢劫汉奸给日军的贡品,穿戴的是关公、穆桂英、齐天大圣的戏文装扮,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小说塑造的草莽英雄桥隆飙无疑是高度一致化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叙述模式的重大突破。这无疑是新时期莫言《红高粱》的先声。

新时期山东抗战文学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红高粱家族》,苗长水的《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远去的二姑》《生存》等。莫言是新时期山东抗战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其作品《红高粱》因其题材的独特性、创作理念的新颖性和故事意蕴的丰富性而饮誉文坛。“我爷爷我奶奶”既是英雄好汉又是乌龟王八蛋的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理念,不仅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作,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创作先河。历史主体的多元性、历史记忆的多样化、历史叙事的多线索等新历史主义文学元素,都可以在《红高粱》中得以体现。

苗长水以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创作出了温情脉脉、诗意灵动的《季节桥》。其后,苗长水陆续发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等小说,结集为《犁越芳冢》,构成一种关于沂蒙山文化的新叙述艺术风格而自成一家。“昨天的故事,如何打动今天的观众?”这无疑是新时代对文学的巨大挑战,尤其是面对耳熟能详的老区故事,创作出具有新意的故事,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贵的是,苗长水直接面对新时代的文学挑战,就革命老区的旧故事讲出了新意味。这不仅仅是旧瓶装新酒的艺术新创造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多元化的新文化语境中传承和创造了“打动今天观众”的新红色经典文化,其价值不能仅仅从文学意义上做等量齐观,而应该放到整个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去认识与评价。

尤风伟的文学创作取材“不同凡响”,叙述效果往往“不同寻常”,其抗战文学作品《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因身体残疾一向被人看不起,但在大敌当前,面对日本鬼子时,爆发出了超越常人的勇气和能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山东作家相继推出众多新的抗战文学作品,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有常芳的《桃花流水》《第五战区》、季桂起的《长河谣》、牛余和的《蘸火》、李延国和李庆华合作的《根据地》等。作为70后作家的常芳创作两部涉及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呈现了一种对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主题的重新思考,无疑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创作转向。《第五战区》则是选取台儿庄大捷之前的莒县保卫战作为叙述的中心事件,中间更多的是呈现战争之于民众的巨大心理阴影和对和平生活的破坏。作品心理描写细腻,细节具有很强的生活质感。《长河谣》和《蘸火》都是建立在德州和章丘地域文化视点上的抗战文学作品。《蘸火》从“章丘铁匠”谈起,叙述共产党、国民党和民间抗日武装等三足鼎立局面下,章丘地下兵工厂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传奇故事。书生意气、侠骨柔情、诗意爱情等与激烈残酷的生死战争融汇在一起,合奏为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战传奇剧。当然,新世纪山东抗战文学也存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对重大题材的把握和叙述中,能否深入历史与人性深处,进行深度历史叙述,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命题。

中国抗战胜利之于百年中国历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社会历史走向、民众文化心理结构乃至国魂民魂的重铸等无不与抗日战争有着内在深刻关系,但是,我们依然缺乏史诗性、经典性的抗战文学。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齐鲁文学、作为深受日本殖民侵略的齐鲁大地,终将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乃至是走向中国和世界的抗战文学作品。新一代文学鲁军也必将呈现出他们的使命担当,呈现出他们的浑厚深邃的审美思考。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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