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杜拉斯

□王晓燕

杜拉斯用一生在爱,在写。她说,我是作家,其他的,都尽可忘掉。

十四岁(甚至还不到),杜拉斯就有了一个中国情人古陶乐。七十岁上,杜拉斯将这段感情写在《情人》这本书中。很多人知道杜拉斯和她的作品,正是缘于这本书。这本书通过40多种语言被阅读,那段著名的开头,它被太多的写作者描述,模仿,以致那段话在这里想要再次复述时,竟心生厌恶,有避之不及之感。

她在《物质生活》中提到,写作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讲那种空失无有。写作仿佛是处在黑夜之中。

我自己也曾经试图模仿——那是一种因为阅读的走心、语言文字对人的心灵猛烈撞击之际的会心,幸运,那种触动让人想用语言的方式倾诉。也有可能,是“对已在的和你所促成的情境进行破译。”

但她是一位不可模仿的女人和作家。有介绍说,21岁时,她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漂亮而放荡,浪漫史不断。她与情人的好朋友结婚。70岁,她依然有人爱。扬·安德烈亚,这位只有27岁的大学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了杜拉斯生命中最后一位情人,一直陪她走到生命的最后。

认识扬·安德烈亚的前十年,杜拉斯生活在极其严酷的、近乎修行的孤独中。身材瘦高、性格羞涩的扬·安德烈亚一度给杜拉斯写信,许多的信。杜拉斯开始并不回复。有一阵子,他很久没有来信。轮到杜拉斯给他写信了。她写:你的信就是你的诗。是我一辈子接到的最美的信,美得令人心痛。

这封信后,扬·安德烈亚来了。“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是件了不得的事。”在《扬·安德烈亚·斯泰奈》这本书里,杜拉斯写下了“非常年轻的扬与那个写书的、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间的故事。”

当晚,他们谈书。还谈了“写作这件大事”。次日,他们相拥做爱。能感觉到,杜拉斯很在乎扬的那句话:你的身体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杜拉斯告诉扬,十四岁上,就有男人曾经告诉她这个。

扬从此被杜拉斯养在家里,杜拉斯带着扬到处抛头露面,有人问,这是你最后一次爱情了吧?杜拉斯说,我怎么知道呢?

尽管这样说,杜拉斯一定早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女人生命里,最后一场爱情。

杜拉斯,是一条小河的名字。杜拉斯的一生,其实本身就是一部不停创作的小说。那些酷热,贫困,酒精,不安,失语,性,孤独,欲望,还有那妙不可言的爱。她对那个残暴、乖戾且好赌的大哥的恐惧,她跟在盛年就去世的小哥哥之间隐晦不明的情感,四岁丧父,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影响了她一生。幸运的是,困苦贫酸,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写作风格,一开始写作,她就拒绝平庸与通俗,她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她也创造了那么多让人忍不住传诵的名句

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说,“几乎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受苦,无处可逃。生活是艰辛的。”

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法国各大报刊、杂志就始终有批评杜拉斯的文章。但不得不说,这个饱受人世之苦乐的女人,终究是幸运的,从古陶乐对她家人贫困生活的接济(那段感情初衷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钱),到七十岁上仍能获得扬·安德烈亚这个年轻大学生的爱情。虽然爱情在杜拉斯眼里“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谁又能说,在孤独中获得贴切的爱之温暖,不是一个女人最幸运的事呢。

“我遇见你,我记得你,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赤裸裸的。”

她那在世间孤寂、狂傲、不安的灵魂,在爱和写作里,被施洗、被安抚。

扬·安德烈亚这样总结杜拉斯:如果她不写作,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而杜拉斯自己说,如果她不成为作家,会成为妓女。

杜拉斯对好友说,真奇怪,你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也许,身为女人,该学学这个,忘记年龄,摆脱年龄在心理上的桎梏,不管你正打算去爱,还是去干一场实在的事,永远都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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