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红高粱》“烟火”味儿重

电视剧《红高粱》越播越红，不但稳稳位居收视榜首，观众的讨论甚至挑错都热闹起来。比如“九儿” 没了娘还扎着红头绳；余占鳌带着补品看望坐月子的九儿时，镜头对准的补品赫然写着“东阿阿胶”和“桃花姬”的字样，观众直叹“真服了”这植入广告。不过，《红高粱》众多光环夹身，尽管导演郑晓龙坦言“拍得太急，及格就不错”，但观众对它的追捧显然不止于此。本报继郑晓龙和周迅的专访后，再度集合编剧赵冬苓，主演朱亚文、黄轩的专访，为读者解读“高粱”背后的故事。

赵冬苓 “宅斗”是商业化考虑

写作《红高粱》剧本之前，赵冬苓去了山东高密，采访了当地研究历史的学者、莫言的家人，了解了酿酒工艺。每次创作，一定要到当地采访是赵冬苓的习惯：“采访主要是找感觉，虽然现在的高密肯定不是当年的样子，但去了，感觉就不一样。”事实上，赵冬苓最初的灵感也是在高密找到的。山东是个生机勃勃、各种复杂社会元素交融的地方，这给剧版《红高粱》带来了不一样的“烟火气”。

接手诺奖级别的作品改编，对任何编剧来说都像是接飞刀。赵冬苓也曾担心过，但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本子。“我敢接受这件事情，是因为挑战对我永远有诱惑力，也说明我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弹和赞，都说明了大家对这部戏的关注和承认。”

在《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中，赵冬苓塑造的女性形象方正大气，主角多少都带一些光环。这一次改编《红高粱》，赵冬苓希望去掉这些光环，把具体人物放到具体的生活环境中，真实地写出他们的人性，他们的成长，以及他们面对国难家仇时的大爆发。她承认在《红高粱》的创作中，不但借鉴了郑晓龙执导的《甄嬛传》，还借鉴了美剧《傲骨贤妻》女主角的塑造。

“《傲骨贤妻》的第一季、第二季在国内并没有那么多人追捧，从第三季开始火起来。我仔细研究是为什么，就是前两季主角基本上是端着。从第三季开始，编剧有了很大自信，人物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剧集马上好看起来。这给我很大启发。所以，表现在《红高粱》里，你很难用好人和坏人去界定剧中的人物。前两天还有观众和我讨论：朱豪三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我的回答是：他们是生活在真实生活场景中的真实的人，包括九儿和余占鳌都是。”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给人一种空感；而电视剧里，九儿生活的高密县给人一种热闹感。关于这样的差异，赵冬苓强调电影艺术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这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其实我做的最大的工作，是把原作中断裂的、不完整的人物关系、社会关系补完整了，故事有了烟火气。另外，莫言先生的创作风格是魔幻的、浪漫的，我们有了更多现实主义的色彩。我希望这部作品，能最大限度地表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我爷爷\’、‘我奶奶\’的活法，以及他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的觉醒和反抗。”

剧中有一些依照收视习惯加入的情节，如九儿与俊杰产生误会分手，九儿难产差点死掉，余占鳌误杀郎中，朱豪三断案，妯娌之间的争斗，这些人物冲突使得故事节奏更为紧凑。赵冬苓坦言，在创作中考虑商业化元素，是职业操守的一部分，也是作品的必然要求，要迎合现代观众对三角恋、勾心斗角、战争这些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不然无论你有何种情怀，没人看还不等于没有吗？”

为了让作品更有“人烟味”，电视剧一改电影版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对于这样的改编，有观众觉得戏变得文气了，弱化了原著中野性的力量。赵冬苓表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一定要在精神气质上尽可能吻合原著，但也要考虑到时代的变化和现在对影视剧的要求。对于剧版《红高粱》像宅斗剧的争议，赵冬苓“特别不同意”：“我觉得‘宅斗\’这个词应该是这两年兴起的，因为有了宫斗，家族内部的斗争就变成了宅斗。要是这样说的话，《红楼梦》是最大的宅斗戏了。”

电视剧前半部分“宅斗”，后半部分抗日，两部分的风格怎么融合。赵冬苓认为莫言的原著从故事层面上就有两张皮，莫言之所以要把抗日写进来，其实就是要写出“我爷爷”、“我奶奶”这些世世代代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在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民族大义。“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忠实地按照原著走的，抗日是一个突然的国难，使剧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迸发出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热情。使人性有了提升。所以写抗日，是写人物成长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抗日而抗日。”  

朱亚文 姜文版余占鳌没想超越

拿下余占鳌这个角色，朱亚文只是通过一次简单的试戏就让郑晓龙颇为满意，余占鳌是中国早期农村男人形象的一个代表，朱亚文的外形很符合郑晓龙心中余占鳌的样子，淳朴、醇厚，有点年代感，不像很多人的外形看着就像城里人，其次朱亚文身上有一种力量感，这正是余占鳌这个人物最不可或缺的气质。

郑晓龙需要的余占鳌一定得有力量，有张扬的劲儿，除了身体的力量以外，还要有精神的力量。在见朱亚文之前，有人和郑晓龙说，亚文的戏有点儿偏文艺，有点肉、有点软。好在一试戏，郑晓龙发现朱亚文爆发力很强，不但有外在的粗犷，也有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粗犷，完全可以胜任余占鳌这个角色。定了男主角之后，朱亚文表现出惊人的努力，在进组之前，朱亚文和沈佳妮去希腊度蜜月，在爱琴海边本该浪漫的时光里，朱亚文却敬业地强化肌肉训练，每天暴晒太阳，以至于后来被新婚妻子抱怨“这个蜜月必须要还。”

对于余占鳌这个角色，姜文的表演势必是一座高山，但朱亚文坦言，他没想超越谁，也不会被谁影响，电视剧的剧情更加饱满，他要诠释的是一个更丰富的余占鳌。谈到对角色的认识，朱亚文说余占鳌从一开始干苦力，到后来成为土匪，再成长为抗日英雄，身上有一种比较原始的生命力，一种坚持。这种在别人眼中的偏执、顽固，在朱亚文看来正是人物本身的可爱之处。

剧中，余占鳌一开始做杠子夫时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跟最好兄弟说这个世道还是要靠力气吃饭，他的出场就是搬一个石狮子，为自己的兄弟换来一口饭吃，他相信力量不碰触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让他身边所关心的人得以生存。“这有点自欺欺人，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就那么相信这个世道。”朱亚文说，余占鳌的转变是发生在他最重要的兄弟为了谋生，让朱豪三打死在半路上，这对余占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他开始否定一切，他觉得他的力量不应该忍受这个社会，应该冲破，所以才有后面当土匪，以及那些更为狂傲的表现，因为他有傲视所有人的力量。

“余占鳌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我觉得挺可爱的地方，余占鳌在这部剧里的性格从头到尾没有变化，虽然外在的阻力可以改变他的行动，但他还是那一块顽铁，是很原始的血性。”在拍戏的几个月里，朱亚文一直把自己调整到有点狂躁的状态，就连看剧本手上都拿着哑铃，时刻保持一种肌肉充血的状态，他觉得要把余占鳌受到压迫后的仇恨从始至终贯彻下来。到后来，余占鳌的这种心态慢慢伤害到身边人，伤害到九儿，伤害到张俊杰，伤害到他的后娘，直到日本人进来之后造成的民族矛盾，才让他软化了原本的私仇。

朱亚文说，余占鳌每一次思想上的变化，都是因为九儿对他的情感以及九儿的一系列的刺激。“余占鳌太不会为人着想了。你也可以认为他这么做是一种鲁莽，而这种鲁莽是可信的，不那么令人厌恶的，而且有一定的连贯性。这些也是我在表演的时候，一直在跟郑导探讨的问题。因为我会担心，自己在表演过程中会不会‘过\’了。其实对周迅的戏我还想再张牙舞爪一些，但看到她就忍不住把利爪收回来。这其实也是符合人物关系的，余占鳌再怎么张扬，再怎么野性，他面对这个女人时，中心思想都是要征服她而不是摧残她。”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九儿出嫁颠轿、被劫野合的情节，都表现了男女主角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情感较量。谈到电视剧《红高粱》里余占鳌与九儿的关系，朱亚文有一个比喻：“余占鳌就像一匹烈马，九儿是特棒的骑士，骑士总认为烈马可以驯服，但是这匹烈马却一直想摆脱这个骑士，他们两个人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

在改变两人情感关系的“野合”一场戏中，余占鳌和九儿之间本来是施暴与反抗的关系，但在对抗中，两人却萌生了爱意，“在这场戏里，两个人物的命运在同一时间分别走到了一个极端的状况下，余占鳌选择了九儿，试图对九儿施暴，因为当时他从情绪上、生理上都感受到社会的压迫，他要寻找一种释放，方式就是从这个他喜欢的女人身上索取一些东西。”但对九儿而言，她选择余占鳌这个男人，或许根本并不是出于情感，只是觉得余占鳌与她现在的命运相比会好一些。这场戏中有一个细节，对余占鳌施暴的行为，九儿一直是排斥的，但当余占鳌在倔强的九儿面前准备放弃时，九儿自己却把他拉了过来。正如朱亚文说的，“对抗又依存”，“展示出了那种最原始的生命的碰撞。”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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