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通奸是大罪要重罚

《唐宫燕》中谢祖武饰演唐中宗李显  

通奸，乃已婚人士与婚外异性长期保持非法性关系的行为。话说在当今中国如此开放的社会，“通奸”一词即使在民间也较少使用，一是该词太过不堪入耳；二是人们对婚外情普遍持宽容态度；三是在法律上早已将通奸罪取消。

元代：

通奸未遂也要杖责处罚

元代对官员通奸的处罚又严厉了一些，即使两人通奸未遂，也要进行杖责处罚，也就是打板子，然后降职调任。不仅如此，就是官员调戏良家女子，导致女子饱受精神压力的，滋事官员也要被打屁股，同样降职调任。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员通奸处罚更狠，在唐代的基础上再加一等，与民间通奸处罚明显不同。而民间的通奸只是“凡和奸者，杖八十，男女同罪。”女方也要“去衣受仗“，要被脱下裤子打屁股。朱元璋同样鼓励捉奸，若女方的丈夫捉奸在床，对奸夫淫妇可当场打死。到了清代，法律同样规定，对通奸男女可当场杀死。

与治下的民女通婚也不行

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往今来，一直如此。你朝廷不是对通奸处罚严重嘛，那我就纳妾，将通奸女子娶进家门，以此规避法律。清嘉庆年间，浙江衢镇左营把总辄陈邦太与民妇程方氏通奸，但几次欢愉之后便开始担心自己的仕途。陈邦太托关系走后门，给自己弄了个假户口，对程方氏明媒正娶。但被同僚揭发，遭到朝廷严惩，依据的法律就是“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

其实，这点各朝都有防范，在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唐律疏议》记载：“诸监临之官娶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之，亦如之。”元代还禁止官员与在押犯人的妻妾通婚，甚至与治下的民女通婚也不行。至元六年（1269年）十一月，北京路知事乔得坚与一个犯人之妻眉来眼去，便指使媒人向犯人说媒，最终成功纳犯人妻为妾。被揭发后，乔得坚被罚去一个月的俸禄。13年后的一个正月，浙江道於潜县县尹刘蛟看上一个赵姓姑娘，同样被处罚。

古代为何设通奸罪，为何又对官员通奸进行严惩，甚至不准官员与辖区的民女结婚呢？想必应该有多种原因。首先便是吏治管理的需要，皇帝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决不能允许下属随便胡来，利用公权力为非作歹。很多时候，官员有嫖妓的放松渠道，通奸便被严厉禁止。保持官场的基本清扬也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种体现。

另外一个可以想象的原因便是，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官员更是比普通男性占据更多的“性资源”。如果放任官员与别人通奸，则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导致众多家庭破裂，成为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再者，古代人不论何种族群，对血统的正统性都非常看重，通奸则会产生私生子，扰乱家族秩序，进而激化家族矛盾。在一个没有DNA鉴定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原因，那就是避免各势力私下联姻，暗自联手，对上级，甚至对朝廷形成威胁。这点，对于皇帝来说，更是要命的。

（据《济南时报》）

宋朝：

通奸罪最少要判一年半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官员通奸不是新鲜事，在古代更是非同一般。所谓非同一般，不是说古代通奸的官员更多，而是在古代官员通奸是一种大罪，是法律严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而远非当今仅停留于道德谴责的范畴。

人们最熟悉的古代通奸故事，莫过于西门庆与潘金莲。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只是一个商人，但在《金瓶梅》中，西门庆还是一个当地权势熏天的官吏。官员西门庆与潘金莲长期偷情，并害死了武大郎，通奸罪又加杀人罪。若不是西门庆有钱有势，足可以让其牢底坐穿，甚至被判死刑。大宋法典《宋刑统》中对此有明文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也就是说，西门庆的通奸罪最少要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而潘金莲则是两年。同时法律还规定，主人捉奸杀死奸夫的，不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武大郎捉奸如能打死西门庆，则无需追责。

汉代：

官员通奸按强奸罪论处

通奸，古称“和奸”，汉代就早已记载。据汉代墓葬出土的张家山竹简记载：“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普通人通奸，男女都要被罚干苦力，男的去修城，女的去捣米。如果是官员通奸，则按强奸罪论处。最残忍的，会直接没收男人的“作案工具”，也就是宫刑。

汉武帝的大舅哥李延年，有个好嗓子，绝对是大汉帝国好声音，深受汉武帝喜爱。同时因妹妹被汉武帝宠信，李延年被封官为协律都尉。后李延年与良家妇女勾搭成奸，汉武帝大怒，丝毫不顾大舅哥的情面，给予李延年宫刑处罚，然后派其去养狗，成为一个典型的弼狗温。谁知，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又通奸后宫，汉武帝火更大了，直接下令给李家灭族。

东汉年间，荆州刺史谢夷吾在工作巡视期间，得下属密告，当地亭长与民女通奸。但县官求情，说是二人两情相悦，纯属自愿。谢夷吾怒斥县官与亭长，说亭长本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以权欺压民女，要在强奸罪的基础上罪加一等。

我国最早的一份记事史书《尚书》记载：“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即通奸处以宫刑。宫刑只是没收男人的“作案工具”，而在秦汉时期，则直接可以处死，甚至可以不告而杀，就是鼓励用私刑，打死白打。

古人如何应对霾灾

古代，也不乏阴霾连连的时候。雾和霾，看起来差不多，实则完全不同。和雾比起来，霾含的水分少，能见度更低，厚度也远超过雾，且对人体健康会构成损害。

在二十四史中，关于“霾”的记载，并不少见。当然，在古代，缺乏科学的检测手段，对于雾与霾的区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古人关于“霾”的记载，大多是与其他的字眼连在一起，如“雾霾”、“风霾”、“尘霾”等等。因此，容易将雾与霾混淆，误将雾当霾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对于一些危害不大的霾，古书一般都不会记载。这么一来，古人关于霾灾的记载，就不见得完全准确。

还有一点，在明清以前，关于霾的记载，尽管不少见，但频率并不高。而进入明清两代后，“霾”字在史书的记载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因为，明清处于人口膨胀的时代，人口数量比以往的朝代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人口增加，且工商业发达，导致城市规模扩大。这么一来，环境开始恶化，霾灾也就频现了。

对于“霾”，古人的认识并不科学。在古代，很少人认识到，霾是环境问题，应从绿化入手，加以治理。相反，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多数古人，包括皇帝和文武百官，都认为“霾”是天降异象，是上天给世人的警示。一旦出现了“霾”，意味着皇帝施政不善或者民间有恶行。于是，此时就该三省其身。

正因如此，一旦出现了“霾”，皇帝的应对措施乏善可陈。有的皇帝下罪己诏，对施政进行反省；有的皇帝令百官斋戒，禁民间屠宰，茹素一段时间。这些措施，并非着手于治理环境，而是意在“感动上苍”，希望上天原谅世间的过错。

当然，和古代比起来，如今对霾的认识，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从希望得到上天原谅的“事天”，到注重治理环境的“人治”，这是时代的进步。（据《南国都市报》）

唐代：

官员通奸罪加一等

唐代社会虽然比较开放，但对官员的通奸处罚也没有丝毫的放松。《唐律疏议》记载：“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但可捉奸押送官府，不服者则可杀之。对官员与辖区内女子通奸的，法律称为“监临奸”，“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也就是说，在自己管辖范围内通奸的官员，罪加一等。不仅如此，还要降职除名。

然而，非常滑稽的是，皇帝制定的通奸法律，自己却被通奸的老婆与下属害死。据《唐书》记载，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长期与唐中宗李显的韦皇后通奸。经不住荷尔蒙的刺激，韦皇后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杀害李显，让马秦客等人做了一碗类似“羊肉泡馍”的美食给李显品尝。谁知，“羊肉泡馍”中含有剧毒，李显吃后一命呜呼。后来，李隆基政变上台，对韦皇后、安乐公主等全部诛杀，马秦客等人也被枭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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