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店的文化与商业地标——读西尔维亚·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

◆禾刀

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张的莎士比亚书店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成为英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心，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作为书店主人，西尔维亚·毕奇写就本书，更像是为一个书店立传。

莎士比亚书店的声名鹊起，得益于替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出版了曾被美英列为禁书的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在《莎士比亚书店》中，毕奇以大量篇幅描述了乔伊斯的创作与生活，还介绍了《尤利西斯》一书从艰难出版、借加拿大走私入境美国、同泛滥的盗版现象作斗争、成功获得美国法律的解禁的过程。《尤利西斯》一书的境遇，就是那个极端而又动荡时代的悲催缩影。虽然其间夹杂着盗版这样的不愉快现象，但《尤利西斯》的倔强破土与广泛传播，足以见证文学不可阻挡的顽强生命力。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本书关于乔伊斯以及其他文学巨匠的琐事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怪异”。乔伊斯喜欢弃打字机而用铅笔写作，他甚至喜欢被妻子诺拉叫“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诗人埃兹拉·庞德喜欢夸耀自己的木工手艺；小说家D.H.劳伦斯喜欢刷锅洗碗，而且用来擦干锅碗瓢勺的抹布总是保持得非常干净；诗人保尔·法尔格“生活的一个基本需要，就是到处去追他的朋友们”，以致有次拉尔博没给他开门，他竟然“找了一架梯子爬上他的窗口”……这些由内心上升为性格的怪异行为，是他们突破传统文化拘束的体现。反倒觉得，如果文化人一个个循规蹈矩，未必就是社会之福。

莎士比亚书店的存在，更像是一个文学沙龙。毕奇本人对书籍充满难以想象的热爱。这里经常聚集许多法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同时也是美国作家登陆法语社会的重要“码头”。这里虽然是书店，但不只是卖书，书店经常举办一些由作家自己朗读未发表作品的活动。随着《尤利西斯》的出版，许多文学青年还将书店当成自己实现文学梦的重要跳板，趋之若鹜。

莎士比亚书店作为巴黎文化地标勿庸赘言，不过，该书店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即商业身份。在毕奇的笔下，莎士比亚书店曾迎来了数度火爆时期，这种火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名人云集，二是《尤利西斯》出版后在市场上一再火爆。名人云集并不必然代表该书店在市场经营方面颇有斩获。《尤利西斯》一书的出版确实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为了这本书能传播得更远，这个小小的书店做了大量工作，并因此付出了巨大成本。

所不同的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寄望于市场维系的书店。当书店陷入困境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纠集了一批作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邀请200位朋友注册为书店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二百法郎”。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也对书店进行了额外的捐赠”，足见有着光鲜头衔的莎士比亚书店的生存同样不易。即便后来由沃尔特·惠特曼获准延用店名并开至今日，但在电子商务等新兴商业模式冲击下，其生存前景同样难堪乐观。

莎士比亚书店曾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充当了英语与法语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透过本书，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作家与书店的关系。历史上的莎士比亚书店更像是英语和法语作家经常聚会交流的沙龙，这种现象奠定了该书店的文化地标地位。相比之下，今天虽然也有作家走进书店，但沙龙现象早就不复存在，更多地只是签名售书。其次是书店经营形态的挑战。莎士比亚书店在历史上靠作家们“接济”暂时渡过难关，一旦缺少外来资源的帮助，经营矛盾立马显现。今天，当我们还在竭力维持传统书店形态时，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到底是仅仅保留一个卖书的地方，还是用心构建一个像莎士比亚书店那样富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文化沙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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