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知青：时代中的人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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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王蒙尘封40年，描写文革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即将付梓。这部70万字的大作再次把我们的视线拉回那个时代。文革与知青，是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与特殊人群。作为文革的副产品，知青文学一直在我国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当年的知青已纷纷步入花甲之年。这代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下过乡，下过海，也下过岗。回顾知青文学四十年的历程，其实也是回顾新中国历史的一种途径。

60———70年代：从“相信未来”到“我不相信”

知青文学的开端，应该是文革当中，身为知青的作家在当时写下的文字。文革期间几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空白期，然而民间的创作却顽强地生存着。生于1948年的郭路生（食指）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民间诗人。他在1968年写下的《相信未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心声———“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在这首诗诞生的年代，文革的洪流正在席卷全国，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和国家拥有着美好的未来。写完本诗后一年，郭路生与21名北京知青落户杏花村插队。

当时的郭路生还没什么名气，距离他成为文学界公认的知名诗人“食指”还有很多年。但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一批诗人，这其中就有比他小一岁，同样来自北京的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人赵振开。后者从1970年开始诗歌创作，后来的成就与名气远大于食指。他就是当今中国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北岛。

提起北岛，最为人熟知的诗句可能就是《回答》的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首诗作于1976年清明前后，那时人们已经经历了十年文革，“相信未来”的豪情壮志已被现实逐渐磨平。《回答》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北岛是带着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强烈的否定倾向进入诗坛的。在《回答》中，他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对“相信未来”的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诗歌作为知青文学的先行者，几乎是时代的必然。作为诗人，他们也在生活中寻找着各自的回答。北岛如今定居香港，远离大陆主流文坛。郭路生后来饱受精神病之苦，1998年领取文友文学奖的颁奖仪式，是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举行的。许多评论家认为，郭路生是开辟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有人认为，郭路生是朦胧诗人中最善始善终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的善终很可能将在精神病院里。

70年代末：伤痕文学成了知青文学代名词

“伤痕文学”的命名，既偶然又必然。称其偶然，是因为正好有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出现，成为反思文革的代表作品；称其必然，是指70年代末，革命的狂潮落幕后，人们回想起十年浩劫带给自己的，可能都是一道道或浅或深的伤痕。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伤痕文学占据知青文学的主导，甚至可以说，伤痕文学成了知青文学代名词。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反应：在遭受苦难之后，人们通常会回忆苦难，舔舐伤口。也有人对“伤痕文学”的名称不太满意，认为叫“暴露文学”更合适。但多年下来约定俗成，也就顺其自然了。伤痕文学当然称不上有什么太高成就，在文学史上也没有太高的文学地位，但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精神实质，就足以留名史册。

80年代中期：“知青”乡土叙事达到高潮

王安忆在回忆自己插队的经历时曾说：“那艰苦，那寂寞，尤其是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压抑。”其实，这也是知青们的共同的心声，他们始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只是把乡村当作暂时的居住地，他们的根还在城市，因此回到熟悉的故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是知青们共同而普遍的愿望。

回到热爱的故乡，获得城市生活的知青们是否真的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并不如此。当他们疲惫不堪地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并没有张开热情的怀抱去迎接他们，他们紧接着就开始要面对喧嚣、浮躁的城市生活：经济的窘迫、住房的紧张、工作的不顺、家人的不解……因为乡村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都与城市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膜。

80年代，知青群体普遍面临着就业、住房的困难与城市文化的陌生排斥而产生了沉重的困惑与挫败感、失落与茫然感。此时,怎样认识知青运动；如何看待那曾留下自己十年青春的旧日乡村及失落在那里的曾经的梦幻、理想与艰涩。一代知青亲历者作家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与回顾：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都是以抒情的笔调、感伤怀旧的语态充分赋予知青生活与乡村世界以美丽温情和诗情画意，描画出一幅幅田园风情画。张承志、王兆军们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草原系列”知青小说及《拂晓前的葬礼》等书写母性图腾崇拜、“苦难崇拜”。而梁晓声、张抗抗、张辛欣等东北建设兵团的作家将一代人的十年失败史以整体的名义命名为“悲壮的青春”，以英雄主义为核心的“辉煌历史”的终于赋予了他们自己新的光荣。到了90年代，在主流社会的主导下，“悲壮的青春”发展为“青春无悔”，呈现出意识形态的玄虚化。

90年代：异数王小波与大时代中的人

时光进入到90年代，知青文学开始呈现别样风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王小波。从作品背景看，王小波大部分小说都是不折不扣的知青文学，“王二”作为一名云南农场知青，与王小波形成二元一体：王二很多时候就是王小波，而王二又是脱离于王小波而存在的独立个体。而从作品内容看，他又与之前的知青文学浑然不同：既不写“伤痕”，也没有对“清平湾”的美好回忆。他可以用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详细描述王二是怎么在插队时“搞破鞋”的，也会用各种方法嘲讽各级领导。王小波小说的人物属于那种不可表现之感的后现代状况，他是以颠覆英雄的方式企及英雄的境界，以反抗崇高的方式实现内心的崇高。以自己独异的创作尝试与文学观念，对80年代知青文学的流行姿态和习惯手势做出的解构与重新诠释。如阿城当年的《棋王》给知青文学注入了别样的颜色和血液一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拯救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开启了知青文学新的时代。

王小波生前，几乎没有“王小波粉丝”这类人；而在他刚刚去世几个月后，王小波不仅有了很多粉丝，连门下走狗都有了。可以这样想象“王小波粉丝”这个群体：他们如同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排成一列，望不到头。王小波本人就是那第一张骨牌。随着他的倒下，后面这些骨牌一个个拜倒在他的门下。直到今天，王小波粉丝的规模仍在继续扩大，我们依然没看到这串骨牌的尽头。王小波对知青文学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对文革那段历史有什么新的反思，而是他给了读者一种新的审视文革的视角：知青不仅有伤痕，不仅有孽债，也有嬉笑怒骂和赤裸裸的人性善恶。

新世纪：跳脱文革描写知青

2012年，先锋作家马原带着新作《牛鬼蛇神》复出。但他仅借用了“文革”中牛鬼蛇神的概念，写了北京大串联的一段故事。马原要呈现的，更趋于那一代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有青春记忆和生活。对此马原本人强调：“我力求避免这本小说有很强的社会学倾向。所以真正的‘文革\’记忆并不出现在小说当中。我可能更关心在特定的年代里、特定的生活境遇之下，青春期的一种撕裂。”

与传统“知青文学”的区别在于，这种描写不是创伤式构造以及对时代的反思，而是一种对世界可能性的想象。这一点，似乎更像“文艺”所要传达的———当作品置于某个特定环境中，而呈现的却是人性在这个时期中表现出的特质。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能从上世纪90年代姜文的电影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发现。

2013年3月，韩少功推出新书《日夜书》，作为1980年代首倡寻根文学的作家，韩少功此次的新作依然与知青有关：《日夜书》是一本描写知青一代人群像的小说，从那一代人的知青年代一直写到现在，但重点还是这代人在当下的命运。

但已经60岁的韩少功说起这本书，也在强调，这不只是一部知青小说：“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但叙事的重点还是这个时代。小说不只是关注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工人、个体户和官员，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就是一代人的命运。对于知青这代人，我想写得更真切一些。以前的作家写的也都是真实的东西，我只是从不同层面去写，我只想写我看到的东西。人家说过、写过的，我会尽量少说。”

在这部小说里，韩少功将过去与现在放在一起。《收获》杂志编辑王彪概括了小说里主要的人物特质：永远搞不清自己的衣物，以至于所有的东西都被“公用”的艺术青年大甲，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现时代美术界的宠儿；精神领袖马涛是许多知青的导师，才华横溢，但他的自私与极端的自我中心却给家人和朋友带来灾难，他惯于把自己罩在光环里，即使在美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农村如鱼得水的大哥式人物郭又军，却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妻子出走，连女儿都要嘲笑他无能。王彪说，“那段知青生活被血肉相连地融入当下，让我们重新审视。”

现代作家已将兴趣延展至“文革”岁月之后所隐匿的人的意识，比起恢弘的大时代描写，这种刻画进入更私密却深远的人性讨论，这意味着纯文学意味的加深与更小众的阅读趣味———它不再是知青群体凭吊岁月的文字纪念品，但这也是文学所能带给那段历史特有的呈现方式———在用这种方式，让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每个人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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