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对人民币有亲切的感觉恰逢过年。那时候我五岁,农村没有幼儿园,我凑合着上一年级,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已经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了。即便在最穷困的地方也依然存在攀比,村书记的孙子一放学就往村口的小店里扎,每次都能拿一把“糖弹子”出来炫耀。当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几个小伙伴垂涎不已但又求之不得,于是心生忿恨,整天挖苦这“孙子”长得鼻孔朝天,貌丑如猪。至于“糖弹子”还是要吃的,但买“糖弹子”需要钱,一个就需要两分钱,买“小孩酥”还要加三分钱,彼时的我已经快被这口腹之欲逼疯,急需弄清这“钱”的由来。直到春节当天,爷爷给我的第一笔“压岁钱”,才让我感慨这“年”的美好,从此对“过年”望眼欲穿。
要说,农村的年才像个年,城市里的年好像都被大楼给挡住了。农村是个超级熟人社会,村东头和村西头没遮拦,不是一个门房也能处得像一家人。城市物资充裕,很多年货唾手可得,但农村的年要从腊月二十四就得准备,村集体的鱼塘年前要起一次鱼,各家各户能分几条“白鲢”,要吃“花鲢”得另加钱。包子、馒头这些吃食得先蒸出来候着,这件事非常费功夫,母亲每次都得和姐姐从早忙到晚,整整一天不歇脚。我喜欢刚出锅的包子,萝卜粉丝馅,一囫囵吞下去,一次能吃七个。每次起锅的时候,小小的厨房被蒸汽罩着,我好似腾云驾雾,情不自禁抄起一根柴火棍,化身齐天大圣,尖叫不止,“嘿嘿,吃俺老孙一棒。”我姐累了一天,心态失衡,每次都怒不可遏,“一边去,碍事精。”此外,腌制的咸菜早早入了缸,黄豆、辣酱、萝卜入料,要捂到微臭才最为宜口。大伯家的四哥擅捕,在地里抓到的野兔也早早剥了皮,挂在西山墙的门脸上风着。买胡集的“吴老二”烧鸡,需节前三天赶早集预订,只有看着柜台的伙计收了订金、入了账,才能一准拿到货。母亲还会特地嘱咐父亲买两瓶玻璃瓶的“古井贡酒”,过年就不要再喝散酒了。
除夕中午的饭,最为隆重。农村的陋习,除了奶奶外,妇女在热菜走完之前,不能上桌,母亲又格外开明一些,允许姐姐先上桌。家里最辛苦的是女人,反倒是最后要等男人吃完了,才能拾些剩食,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这其中的封建与落后,吵嚷着要母亲入座,可母亲竟骂我不懂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一有客来,母亲仍然迟迟不愿落座,我成家后,规定孩子必须要等到爷爷奶奶入座才能动筷。吃饭前,全家人都要等母亲敬了灶神才能开席,母亲喃喃自语后,把碗里的肉食撒向柴火灶边,祈求上苍护佑。吃饭前的敬酒是个仪式,大伯、父亲、三叔带着一家,站立向爷爷奶奶敬酒,我捧着一碗“健力宝”,只抿了一口,还没等爷爷奶奶端起酒盅,就坐下了。一旁的母亲一把我把捞起来,“酒要先干为敬,这是规矩。”我仓促咽下整碗碳酸饮料,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响嗝,恶形恶状,引得全场哄笑。中国旧式家庭有“三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我们家人丁兴旺,但却和和睦睦,这一切的奥妙,都得益于爷爷奶奶的“无为而治”。爷爷威严、奶奶寡语,爷爷的威严在于见多识广、以理服人。而奶奶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不大惊小怪,也不斤斤两两,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外人看笑话。
对孩子们来说,爷爷在新年里扮演的角色要远胜过父亲,爷爷总是一副慈眉善目、发压岁钱的样子,而父亲总是那个居心叵测、收缴压岁钱的人。在皖北农村,长辈给压岁钱是要磕头的。我第一次对压岁钱印象深刻,就是在我五岁的那个春节,爷爷坐在堂屋中间,我和姐姐、弟弟跪在地上,磕了仨响头,爷爷把三个红纸包给了我们,我打开一看,是四张“五角”,爷爷笑呵呵地看着我,说买“糖弹子”去吧,四张“五角”能买多少“糖弹子”啊?当时的我还处在半文盲状态,根本算不出来,但是我喜出望外。可恨的是,父亲一旁及时收缴两张,说怕我弄丢了,暂时保管,还说这都是为了我好。后来,我又被弟弟趋前谄媚,诱骗走一张,“一鱼两吃”,我只剩了五角。我现在很容易就理解暴发户膨胀的心理,那似乎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反应,我揣着五角钱,感觉腰都比以前直了,声音自带功放,走起路来老想大摇大摆。有了钱,除了吃糖,就是买烟花放,没几天就糟蹋尽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火树银花”燃放时大家脸上洋溢的欢快,孩子们围着烟花蹦蹦跳跳,彻底忘掉了可恶的寒假作业,直到赵忠祥和倪萍宣布“春晚”开始,我们才赶紧涌进屋子,等着赵本山和陈佩斯出来。
此后数年,我到县城读书,这段艰难的求学岁月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性格。青春期的躁郁、不安分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短兵相接,我不再爱听父母的老生常谈,更不爱听千篇一律的“道德经”,我酷爱读书,但也执拗于粗疏的一孔之见,仓皇就道。而唯一能安抚我的就是过年回家,爷爷倚在柴草堆边跟我讲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的经商故事,一段一段离奇曲折的遭遇,一个一个浅白的道理,兴致处,还能哼唱几首当地的小曲。他让我这个井底之蛙骋怀游目、如梦方醒。爷爷风霜一生、看尽凉薄,但诉说往事,却总是笑呵呵、暖洋洋的,他让我驯服,也让我逐渐明白,这世间,纵然有万般年味儿,但属于自己的,却总还是少年挥之不去的回忆。
年复一年,爷爷开始使用拐杖,行动日渐吃力,奶奶已经开始不记得她八个孙子的名字。就在我读高三的一天,父亲让我到县城的第一人民医院,进入病房,我怎么也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爷爷躺在病床上,衰弱的像一根枯草,他戴着呼吸机,面色焦黄,父亲摇醒他,告诉他我来了。他似乎用尽全身气力睁开眼,说了句:“你来了啊。”就又昏睡了过去。我离开病房的那一刹那,眼泪夺眶而出,我想知道爷爷为什么会得病?究竟得了什么病?却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爷爷去世的时候,已临近过年,家中一片沉寂,听母亲说,在办丧事的当天,大伯家的两个儿子还因为琐事扭打了起来。那个年,场面很难看。
近来,我总是会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使劲想关于爷爷活着时候的一些细节,但总是南辕北辙。因为我也在变老,我的记忆工具越来越不可靠。现在每年过年回家,父亲都会带着我到爷爷的坟前,整理坟周的杂草与枯叶,我斟上酒、点上烟,跪下磕头,一杯饮尽,一杯洒在坟前,我对他说:“爷爷,先干为敬。”
年,就是团圆。过年,就是找团圆。只有家,才有团圆。没有爷爷的年,已经整整十九年了,我很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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