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风生
对这种网络黑产平台化倾向,关键是治理的触角要更敏锐,实现“打早打小”。
对于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来说,除了非实名的电话卡和银行卡之外,非实名的社交账号也是他们实施犯罪的主要工具。而这些号码在一些所谓的养号平台上就可以轻松买到。
近期,在公安部“净网2020”集群战役中,徐州警方就捣毁了一个为网络诈骗、诱赌等犯罪提供即时通信工具“养号”、交易的特大黑产平台,抓获犯罪嫌疑人84名,串并各类网络诈骗案件1300多起,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
网络诈骗的职业化、产业化趋势,在近年来破获的相关案件中已经有很清晰的呈现。而此次特大网络黑产养号平台浮出水面,则又揭示了网络诈骗的平台化趋势。
平台的主要“威力”体现在,可以通过批量操作轻松突破一些实时通讯工具的实名制防线。大量没有经过实名认证的社交账号,都能在平台批量解绑、换绑、找回密码。同时,它还充当了“中间商”的作用,平台上的账号可以随意买卖。综合而言,其一是为网络诈骗“技术赋能”,让大量诈骗活动可以轻易绕开实名制的约束,二则撮合“供需”匹配,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天量“号源”。
毫无疑问,如此平台化的养号产业,降低了网络诈骗犯罪的实施门槛,增加了网络诈骗的治理难度。任由这样的黑产平台存在,只针对个案的网络诈骗治理,注定陷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境地。
所以,本案的成功查处,启示在相关网络诈骗案件的处置上,要多一点“源头”治理意识,善于在类似案件的串并调查中找到“蛛丝马迹”,实现对黑产平台的“打早打小”。
还要注意的是,网络黑产平台涉及的“业务”越多、越综合,越要求在治理上要形成合力。像此次查处的平台,其绑定的账号高达2亿多个,相应的网络服务商能不能从技术上识别大量账号的异动情况?而其绑定的手机号达600多万个,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大量非实名认证的手机号,以及“人号”不对应的情况?电信运营商能不能对此类非正常号码进行精准监测?显然,在这些方面,网络平台和电信运营商应该在“守土有责”的基础上,强化协同联动治理。
互联网业界人士曾指出,新型网络犯罪正在升级迭代,日益呈现出产业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新特点,并称“网络犯罪团伙在技术上处于领先水平”。这就要求,现代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也应在技术研发和投入上与时俱进。毕竟,大量“灰色”地带的衍生,既是对民众财产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网络环境的扭曲。让网络少一点“陷阱”,这是网络时代,维护社会安全感的题中之义。
另外,此次查获的黑产平台主要瞄准的是通讯工具,而在短视频流行的今天,也要警惕一些黑产开辟新的“阵地”。如媒体调查发现,最近引发关注的“假靳东”视频的背后,也蕴藏着一条已经运作许久的“明星号”产业链。这一方面表明,网络诈骗犯罪,其内在的逻辑是相通的,在治理上应多一点“举一反三”;另一方面,在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今天,网络产品和工具的开发,或有必要植入更多针对性的“反诈骗”设计,并强化监测,以避免“黑产”做大了才被动应对,真正实现露头就打。
□闵萧(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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