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摄影机面对物质审视精神

□本报记者 江丹

“在人物无休止的交谈、乏味的歌唱、机械的舞蹈背后，我们发现激情只能短暂存在，良心成了偶然现象。”贾樟柯在他的出版作品《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如是解释他的电影《小武》。他一直关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状态，可他的电影却不被普通人理解，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贾樟柯不是一个谜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往往被当做衡量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之一。可是贾樟柯的电影却无法用国内的电影票房衡量，他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分别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受到关注，但并未获得在国内公映的资格。后来，他的《世界》《二十四城记》于国内院线上映，可票房只有200万、160万。

《三峡好人》为贾樟柯带来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2007年第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第28届德班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且被日本、法国等电影权威媒体评为最佳外语片。可它在国内院线的票房只有300万，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票房3亿。

《山河故人》或许是近几年来为普通人最为熟悉的贾樟柯电影之一，因为里面有张译、张艾嘉这些身上带有大众标签的演员，以及媒体关于其在戛纳电影节上铺天盖地的报道。2015年《山河故人》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贾樟柯则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旨在奖励“纯粹的电影天才”的“金马车奖”。

当年10月30日，《山河故人》如期首映，在这之前，贾樟柯和几位主创在国内进行了“19天18城”的路演。“上映两天过1200万，超过我过去国内票房的总和。数字背后是一位一位观众的支持，高兴让大家在大银幕上看到了我的电影。明天仍是关键，我们继续努力，希望把《山河故人》在大银幕上多留些日子。”贾樟柯在深夜的微博上写道。

最终，《山河故人》票房3000万，是贾樟柯最为卖座的电影，也达到了贾樟柯的预期，但是在当时正如火如荼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这个数字着实惨淡，同期上映的由流量明星杨幂和鹿晗主演的《我是证人》，票房三天破亿。

这似乎就是贾樟柯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的境遇，他和他的电影一样，“叫好不叫座”，他是电影质量的保证，却无法迎合大众的口味获取一场票房的胜利。他为什么拍电影，他是怎么拍电影的，他拍了些什么电影？这或许是一些普通观众最想问贾樟柯的问题。

近日，贾樟柯重新修订的《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贾樟柯导演生涯各个时期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思考。贾樟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但他不是一个谜。

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毫无疑问，今天的贾樟柯已经被奉上精神神坛。在一部分文艺电影爱好者那里，“贾樟柯”这个名字就是号召力，就是精神优越感的象征，但贾樟柯本人或许并不愿意这样。“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贾想》中，他如是写道。他的摄影界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

贾樟柯写道，有一次他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碰见几个年龄四十上下、长发长须的艺术家。为首的那位大谈电影，提到著名导演时决不带姓，把陈凯歌叫“凯哥”，把张艺谋叫“老谋子”，颇有亲密之感，周围四座听来肃然起敬。这位“大哥”级人物说，那帮年轻人不行，没吃过苦，没经过事儿，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毕竟凯哥是插过队的，老谋子是卖过血的。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利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贾樟柯写道，他清醒地意识到，“苦难”不应该成为轻视他人的文化资本。

贾樟柯的不少电影主角都是改革开放年代里的小人物。在谈及最初拍电影的一些想法时，贾樟柯曾经表示，上一代总说自己经历中国社会巨大的阵痛浩劫，但在他看来，改革开放经济商品化的十年对个人的震动和影响也是十分剧烈的，不能因为前者的痛苦就否定后者对人的触动的重要性，因此，贾樟柯更想关注的是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谁在付出成本，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贾樟柯认为，忆苦思甜，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但年轻一代未必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不认为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贾樟柯在书里写道。

总有人喜欢诗化自己的经历，为自己创造许多传奇，就像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的那样：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喻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他们看不上平淡的世俗生活，不吃苦受难不足以谈人生。

“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应该是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贾樟柯如是说。

反感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

2016年，贾樟柯推出了他的首个新媒体影像项目“柯首映”——全球电影短片中国首映平台。“柯首映”依托微信公众平台运营，向用户推送优秀电影短片。在“柯首映”微信公号的功能介绍里有句口号：一束目光，照亮电影天才。

贾樟柯在推介会上介绍“柯首映”说，国外的电影短片有独立的工业系统和丰富的播映出口，但是国内的电影短片没有这样的资源，它们甚至不被视为是一个独立表达的载体。他长期关注短片领域，并希望以此挖掘电影新人，参与他们的成长。

早在1999年，贾樟柯就已经表达了他对中国电影资源和电影新人的忧虑。当时他正在参加釜山国际电影节，接受一家英国《声与画》杂志的采访。

对方问他：你认为在未来推动电影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贾樟柯回答：业余电影的时代再次到来。

贾樟柯说，这是他最为真切的感受，也是他反复强调的观点。在电影专业人士看来，业余是不值一提的，但贾樟柯却认为，以专业原则为天条定律的所谓专业人士，“在很久以前已经丧失了思想能力。”他们在意的不是电影本身的良知和真诚，而是电影能否体现他们的专业素养，“比如画面要如油画般精美，或者要有安东尼奥尼般的调度，甚至男演员脸上要恰有一片光斑闪烁”。在贾樟柯看来，这些只是刻板的概念，以及先入为主的成见。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的制作成本大幅度上升，动辄几个亿，但是电影中的艺术精神却衰落许多。电影文化工作者黄爱玲曾担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节项目部负责人、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节目策划，她说：“在高成本制作的神话背后，是文化信心的丧失。”

“在这样的背景中，釜山国际电影节加强了对亚洲独立电影的关注。十二部参赛电影多为颇具原创性的新人新作。而电影节本身，也因这样的选片尺度而受到全球的瞩目。”贾樟柯在《贾想》中写道。

还是在那一年的釜山电影节上，贾樟柯参加了为他的电影《小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说，再过几年，全亚洲的青年都在唱同一首歌，喜欢一样的衣服，女孩子化一样的妆，拎一样的手袋，“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坚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独立电影，才能提供一些文化的差异性。”在贾樟柯看来，全球同一的时尚趋势，会使世界变得单调乏味，而只有在差异中，人类才能找到情感的沟通和位置的平衡。

“总是在电影处于困难之时，总是在电影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总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时刻，独立电影以其评判与自省的独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创新力量从事着文化的建设。”贾樟柯强调。

独立电影的操作者往往是“业余”的，但在贾樟柯看来，他们是一群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他们不理会所谓的专业方式，拒绝遵循固有的行业标准，“他们因身处成规陋习之外而海阔天空。他们也因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操守而踏实厚重”。

贾樟柯说：“我一直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而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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