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停止10年的高考。待喜讯让大漠下乡的我等知晓,离高考已半月不到,可仍令我“初闻涕泪满衣裳”。除却干农活便拼命啃书本,有时啃到刚关灯就闻出工的哨音。我不是在夺时间,而是在与之拼命。必须考中,才能出农村。然我没把握,只有努力拼。其间,我回了趟和田,去面试新疆师院美术班。招生的小杨老师,靓丽和善,看过我的画,温和言:“陈建文,你功底不错。只要文化过硬,录取肯定行。”
我颇兴奋,信心猛增。立即回农村,学习更起劲。
同室知青受不了:“‘穷秀才\’,要玩命?你不瞌睡,我们也睡不成。”
我赶紧灭灯,脑里却全是在省城念书的幻影。
人有希望就有精神。别看农活重,学习紧,一点没耽搁。那时叫“工作学习两不误”。长瘦知青孙林和见我休息日在沙枣林捧书独坐,晃悠过来说:“我说,考大学你就那么有把握?”
我放下书哼哼两声,又低头于书本。
“10年没考了,听说这次人‘多得伤心\’。”
我仍是不置可否地笑,因为结果难预料。
“要是考中了,想上啥学校?”
“师院。”这个我早定好。
“师院?!”孙林和鼓起暴眼睛,好像读书人不晓得季羡林,搞水稻不了解袁隆平。
我不知所云,暗思忖:“读师院不交钱,还给补助;教别人,也神圣。”嘴里反问:“你呢?”
“我?哼,我才没你那虚劲。去试试,过过瘾。我要当工人……”
孙林和龅牙凸起,十分得意,伸出长臂,瘦指竖立,仿佛他已成为工人阶级。
高考前两天的傍晚,公社派“专机”来拉知青去考点。
所谓“专机”,就是专门拉砖顺便搭我们进县城的“东方红”拖拉机。机箱下面装红砖,上面坐赶考的知识青年。冬夜雪寒,戈壁白茫茫一片。男女青年紧衣盖毡,缩成一团相互取暖。我则更惨,衣裤单薄不用说,一双黑胶鞋还稀破。老棉衣冻得硬邦邦,敲起铛铛响。从内往外冷,冻得脑瓜疼。内心却高兴,听着隆隆拖拉机声,晓得考场在靠近,浑身都是劲。
4小时颠簸,深夜开进县城一小学。手脚僵直,难下“专机”。使劲捶搓,方爬下“机座”。迷糊到一教室,铁炉摆中间,似乎有温暖。在地铺自习了一天便是高考。那年古文考的课本没有的《游褒禅山记》;大阅读是《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作文题《每当想起周总理》。
回到知青点,我就边劳动边等邮件。大漠黄沙弥漫,哪有送信鸿雁?终于盼来零星录取通知至知青点,每挤进看,哪有我的通知单?从大冬天等到花开春暖,仍动静杳然。直等至来年三月间,政审老师来给录取的知青调档,才晓得我早已落榜。
政审老师其一是和田师范教政治的、热情豪爽的雷老师。见我情绪低落,叫住我说:“你叫陈建文?考得不错。但是,政审没过。”
我很绝望,满脸沮丧。
老师颇同情,给我宽心:“上大学,今年已不行。凡事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重难返\’,一下就完善,不可能。你成绩好,我回校帮你问问,中专政审没那么硬,看行不行。我们学校是中专,你愿去吗?”
我毫不犹豫,咬牙说:“扫大街都去!”
老师走后我继续等。1978年4月27日,各类学校早开学,且上了近一半课程,一张通知单降至知青点——我被录取到和田师范。
虽略有所料,但仍热泪频抛,奔走相告。匆忙捆背包,忘情与“残留”知青拥抱。见到社员就冲上去握手道:“我走了,我走了!”
社员莫名其妙,见我手舞足蹈,惶惑我吃错了药。弄明白我真走了,琢磨这世道真在变好。有家社员老太还为我做了顿好饭,倒了点白干。
那晚,我躺在社员的土屋里面。土屋连着队里牛圈,听老牛反刍声,闻墙角蛐蛐的浅唱低吟,还有沙枣、胡杨的沙沙声。夜真静,土窗飘进青草泥土、庄稼牲畜混合一起的大漠土腥,一阵一阵,很好闻。往事历历,21个月在幸福公社的“战天斗地”,全被件件想起。如今,就要彻底别离。
那种难言况味,可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叫我怎能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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