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海聪
李自芬
袁明磊
卞宗祥(右)
王伟
动员篇
“兴师”而“动众”
“三个层面”共下“一盘棋”
“5万元,可以买6吨半洋芋,3万个土鸡蛋。”
年春节的足音跫然临近,金朝富已然拨开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要做一件对村民有好处、为职工饱口福的大好事。
在他心中,“生意”不是简单的贸易抑或交换,而是懋迁有无、各生欢喜的交流沟通,它包括物质和情感。
当然,对于板坡村大量出产的土鸡、土鸡蛋、生态猪牛羊、土蜂蜜等绿色健康食品来说,村民最糟心的是“守着宝还穷”的窘境。
但金朝富所在的村庄又是幸运的,红云红河集团不仅给他派遣了来自会泽卷烟厂的卞宗祥担任“第一书记”,配了万元资金,而且集团的好几个部门还多次前来调研帮助,集团工会领导就来过好几次,想方设法给板坡农户解决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问题。
此前,红云红河集团工会组织职工凑集了5万多元现金,要他帮助从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村民手中收购6.5吨土豆,土鸡蛋3万个。
金朝富是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家乡板坡,红云红河集团从年9月起,开始对板坡村结对帮扶。
集团总裁、党委书记武怡、董事长谷宏两位主要领导各自在这个村子挂包着3户贫困农民。
除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外,集团各个层级的领导和省内4个厂的领导,都有挂包的贫困对象。
在全国扶贫大潮中,会泽,这个在公元前年就已经建县的古老县份,集中了红云红河集团扶贫最主要的人力、财力、物力。
农村扶贫攻坚是年前全中国的头等大事,作为中国体量最大的烟草企业——云南中烟下属的红云红河集团自然不能置身其外,集团在省内下设4家生产厂——昆明卷烟厂、红河卷烟厂、曲靖卷烟厂、会泽卷烟厂。目前,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安排,集团在省内挂联帮扶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的7个乡镇9个村,结对帮扶贫困户户,贫困人口人。
其中,集团对口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昆明卷烟厂对口昆明市“两区”管委会金源乡小村;红河卷烟厂对口红河州弥勒市虹溪镇啥咩村;曲靖卷烟厂对口会泽县金钟街道鱼洞村、以则村;会泽卷烟厂对口会泽县马路乡水口村、旁官地村、火红乡龙树村、鲁纳乡狮子村。
集团认真选派扶贫人员,制定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相关管理规定,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力上给予保障。
从年至今已组织名工作人员驻村入户开展工作,形成一支精干有力的驻村队伍,为他们创造办公、交通、生活条件,对每个挂包村给予每年3万元的工作经费,积极支持工作队员开展工作。
扶贫是大事,更要有实效,集团的力量不是无限的,为此,年,集团收缩和暂停了其他社会公益项目,集中资金,全力开展***、精准脱贫工作,整合扶贫资金余万元,用于“挂包帮”“转走访”脱贫帮扶和对各地方政府的捐赠。
目前已分批启动实施的有乡村道路、农田改造、水利工程、卫生环境、危房改造、整村搬迁、产业扶持以及助老助残助学等多个项目。
年8月日,集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明确了集团及各生产厂年“挂包帮”“转走访”帮扶项目方案与资金预算,审议通过了集团《“挂包帮”“转走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集团总裁、党委书记武怡代表集团与昆、红、曲、会4个生产厂签订了《集团“挂包帮”“转走访”扶贫工作责任书》。
8月日,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红云红河集团年上半年捐赠预算执行情况及年下半年捐赠计划》,同意集团执行“挂包帮”“转走访”帮扶资金.万元。其中,用于会泽扶贫资金为万元,占该年度扶贫资金总额约%。
年9月,集团及各生产厂分别与挂联县、挂联乡(镇)签订年度“挂包帮”“转走访”脱贫帮扶项目资金捐赠协议,签约资金共计.万元。其中,集团帮扶点签约资金为.万元,昆烟帮扶点签约资金为万元,曲烟帮扶点签约资金为万元,会烟帮扶点签约资金为.5万元。
“我们扶贫,不仅是总动员,还做到一盘棋。首先是集团上下一盘棋,集团统筹资金,各生产单位负责具体实施。”集团工会副主席华业顺说,“其次是集团与被帮扶的县乡也形成一盘棋,所有扶贫项目由县乡统筹,避免了各自为阵,重复投资。”
“集团领导层不仅把扶贫当作政治任务,更当作是社会责任。在思想层面,全集团达成高度的共识;在社会层面,努力与被帮扶的县乡村以及省市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达成共识;从发展层面,集团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企业,回报家乡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责任。从国企的属性来说,我们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基础,助力全国人民共赴小康,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复兴,义不容辞。”她说。
按照“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的要求,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集团把“挂包帮”“转走访”工作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形成以党委作为责任主体,党政领导负总责,总支、支部具体帮扶的方式运行,集团和工厂主要领导个人每人帮扶3户贫困户,带领总支书记、党员代表分批深入贫困村和帮扶农户了解贫困情况,各基层党委认真组织开展“转走访”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集团机关党委及时制定下发了《红云红河集团机关党委“双联系一共建双推进”活动实施方案》,机关党总支分别与板坡村3个基层党支部签订了《结对共建协议书》。
系统的思维,系统的眼光,系统的做派,“三个层面”共下“一盘棋”。
红云红河集团扶贫,具备多维的贫困观和多元的扶贫攻坚方略,尤其从“系统视域”谛视扶贫策略,嘉惠村民个体的小处着眼、着手,故每每花钱未必多,而收效相当显著。
1年多工作下来,成效已经斐然。
按照“户六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标;有安全稳定住房;适龄青少年就学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社会养老有保障;享受扶贫政策、资金、项目帮扶%覆盖预脱贫对象)“村九条”(贫困发生率达标;道路硬化到村达标;通电已达标;通广播电视达标;通网络宽带已达标;饮水保障达标;卫生室建设达标;公共活动场所达标;适龄儿童有学上达标)的帮扶标准,红云红河集团在7个乡镇9个村已经曙光初现,成效斐然。
“村九条”“户六条”既是衡量村庄、村民脱贫标准,也是一个任务清单,更是一个工作进程时间表。随着时间的推移,9个村庄在这张表上的规划正在变为现实。
采访中,从不少些微处,都可以发现红云红河集团对扶助农户脱离贫困用心之绵密,用情之殷切,用力之浩大。
“我们所派遣的工作队员,基本都是会泽当地人。”会泽卷烟厂党委书记罗琼告诉笔者,“用会泽本地人到贫困村子扶贫,他们具有外地人所没有的优势,服务自己的父老乡亲,他们熟悉乡情,极富深厚感情。”
譬如:陶海聪被选择派遣到马路乡,他自己的家乡就在这里;卞宗祥被派遣到田坝乡的板坡村,他父亲曾经在这里教过小学……
年月5日,和陶海聪在水口村;月6日,和袁明磊在鱼洞村和以则村;月7日,和王伟在龙树村;月8日,和李自芬在狮子村;月9日,和卞宗祥在板坡村……所至之处,邂逅的村民都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打招呼,端出松子、蜂蜜给他们吃,颇有“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唐人况味。
集团所派遣的名工作队员都是如此精挑细选的,不仅是因为任务急重,非堪大任者难以毕命,而且他们代表着红云红河集团的形象,无论人品、能力、作风、做派,都必须是红云红河集团的“代言人”。
集团的美誉度、影响力靠他们来彰显。
农村扶贫,基于特定的地缘、风土、人情、文化,扶贫工作队员得“融”进村民的人群中,尤其要“融”进他们的心里。在此,工作队员们以“第一书记”为代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综观红云红河集团的农村扶贫工作及其已经日益显现的成就,不难发现,他们既看重当下效果,也着眼于未来长期;既有改变村庄面貌的“猛药急方”,更有深入人心再造“新农人”的隐性努力。
于斯而言,与其说是扶贫,毋宁说是为了酿造一个新农村而进行的人心、人性的“攻坚”。
破题篇
驯服牛栏江
“第一书记”陶海聪:与“羚羊”为伴走险路的人
冬天的夜色浓得像墨,反衬得山下的灯光更加明丽。
山脚下的牛栏江被象鼻岭电站拦河坝拦腰截断,正在建设中的电站通宵作业,江两岸灯光闪烁。
我们乘坐的三菱越野车从水口村委会出来不久,陶海聪就带我们抄一条近路,这条路从几近度的陡坡上,沿着极狭窄的土路往下走,好多时候,感觉汽车会倒扣过来,然后再翻滚进牛栏江里。
“谁设计的这路?弯道这么多,路这么窄,还这么陡!”司机贺坤师傅是会泽人,驾驶技术没得说,山路走了不少,经验老到而丰富,不过这条路还是令他惊悚不已,他叮嘱陶海聪:“海聪,你自己以后还是别走了,太险了这路。”
陶海聪则一直安慰我们:“别怕,不会有事,我经常开着我的小‘羚羊\’,从这儿下山。”他有一次驾驶着自己的小“羚羊”轿车,尝试着从江边沿这条道往上走,结果没走多远,再也爬不上去,只好找个宽敞的地方掉头,往回走。后来他发现,这条路对他和他的车,只能下不能上,但如果是下雨或下过雨,从上往下走也无可能,出事故的概率可能高达八九成。
陶海聪或许不知道,轿车爬坡的极限设计坡度就是度。
近3公里的陡坡路,贺坤只在一个凹陷路段踩过一次油门踏板,跑了来米,其余的路,全部要踩刹车踏板。
陶海聪是年9月日那天从会泽卷烟厂被派遣到马路乡水口村和旁官地村担任扶贫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
会泽县城到水口村直线距离至多有五六十公里,但因为没有路,得绕路,每次他都要途经云南、贵州两个省的会泽、鲁甸、威宁3个县,绕道多公里才能到达驻地。
“我那辆小‘羚羊\’,1年零3个月不到,已经跑了两万多公里。”
但他所帮扶的水口村和旁官地村,最紧迫的不是路,而是水。
年月5日下午,沿着陶海聪常走的路,也途经两个省3个县后,笔者来到了水口村,见面寒暄甫定,村党总支书记祖守才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笔者前往位于村子中央的一个小坝塘去实地察看。
这是一个面积为1.6亩的小水塘,可蓄水3万立方米,可惠及4个村民小组。祖守才说:“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出产丰富,就是生产性用水很缺。”
祖守才认为,红云红河集团对水口村位村民来说,不啻是“恩公”,仅此次脱贫攻坚,红云红河集团就给水口村送来了.6万元,给旁官地村送来了.1万元。“连我们的希望小学,也是集团前几年援建的,在这里扶贫的单位不只是红云红河,但真正送来真金白银的,就是他们。”
为了把扶贫功夫做得扎实,陶海聪以一己之力,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为贫困户建档。在村委会,他所建立的这些贫困户基本情况档案整整齐齐摆放在一个大铁柜子中。
一个村庄的贫困只是表象,要帮扶它脱贫,必须找到它贫困的原因。
在他主导下,水口村委会编制了《-的脱贫发展规划》,这本规划对水口村何以穷从村民的文化素质、村庄的自然因素、村民年老多病、劳力缺乏、水资源困乏、交通不便、电力通讯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8个方面一一筛查总结,找到了贫穷的“根子”所在。
抛开自然因素,陶海聪经过调查发现,水口村村民高中以上文化者仅占5%,大量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分别占%和%,文盲和半文盲占%。文化素质如此低,再加上自然条件也不算好,不穷也无可能。
村庄的基础设施,从水电路到农田基本建设,陶海聪一一为之擘画到位,将在未来3年内逐步展开。
陶海聪以他从年9月日开始,个月就有两万公里的山路行程,在会泽县城——水口村——旁官地村三地之间丈量着自己与村民的情感距离,以页A4纸形成的《脱贫发展规划》向村民表达着自己的精细和科学的“算计”。
按照这本规划,集团早已划到县里的扶贫资金一到位,水口村将会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示人。
“渴水”的问题将会被一汪碧波粼粼的池水和一条从牛栏江电力提水的小渠解决。
象鼻岭电站到村委会将会有一条长5公里,宽5.5米,黝黑平坦的柏油路连接起来。
水口村委会党总支书记祖守才说:“有了这条路,我们到昭通就只有多公里,我们种的绿色蔬菜就能运到昭通出售,村民又多了一条致富的路子。”此外,村内道路将硬化平方米,村民以后燥不扬灰,湿不泥泞,村内环境将极大改观。
6个村民小组公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新增变压器6台。祖守才说:“困住水口村的要素,水之外就是电,村民都用电饭煲等家用电器,连生活用电都经常跳闸,生产用电就谈不上了,改造电网,增加变压器就是必选项目,改造后,牛栏江的水也会成为我们村的资源,发挥村民种植特长,致富的路更宽广。”
电子信息时代,水口村、旁官地村不能自外于信息大潮,陶海聪给他们规划了投资万元,在年建成一个通信基站,实现全村6个村民小组通互联网网络,户户通广电网络。
改变村子的生活面貌也是重要的,陶海聪设计了幼儿园、教学楼、文化室、文化活动广场,同时还要搞“安居建设到村到户”工程,村庄公共环境要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危房要改造。
扶贫是个阶段性工作,以陶海聪为“代言人”的红云红河集团总是要撤离水口村和旁官地村,而贫困与消除贫困永是一个动态,“后扶贫”时代怎么办?
陶海聪为他们规划了产业接力消除贫困的方案——产业扶持到村到户工程。一个是特色养殖,养殖水产和当地的猪牛羊;一个是发展生态种植,种红薯、花生、核桃和蔬菜。
最后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的改造,从幼儿园教育到技能的培训赋予,将传统农民逐步改造为新时代的农业技能人才。
“第一书记”李自芬:“帮我们多宣传吧,乡亲们守着宝不知道”
牛栏江到了鲁纳乡的狮子村,江面迂缓平旷,一下子温柔了许多,尤其是在冬季枯水季节,性情若处子,温婉秀丽,娴雅羞涩。
距江边约米的村委会毗邻狮子小学,小学校黉舍齐整,球场整洁,绿草萋萋。
月7日下午约5点,带着笔者从大山上的下坝村回来,李自芬又被约出去踏勘调解灌溉沟渠经过线路与村民田地相会所发生的矛盾。
到狮子村后,已经岁的李自芬明显感觉到疲惫。
她在会烟工作的时候是“工业做派”,按时上下班,到了狮子村,立即改为“农村习惯”,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概念,有事就得办,不管上班下班白天黑夜。“常常开会到深夜,研究讨论问题不分时间场合。”
李自芬是红云红河集团派出的工作队员,包括“第一书记”中,唯一的女性。
所以派她出来到鲁纳乡狮子村担任“第一书记”,李自芬认为可能和她近年前到会泽县者海镇担任过挂职副镇长的阅历有关。“我就是者海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于是就被派下去了。”
从外人的角度看,李自芬在狮子村这一年多所干的事都是一些小事,从狮子村村民的角度看,却无一不是“天大的事”。
狮子村所属的下坝自然村,土狭而险,村民山居谷汲,生存颇不易。
年月7日下午,在下坝村山坡的树林中,村民孟继禄在勉力搅拌砂浆,他在为一个村民的饮水池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这个池子容积有立方米,类似这个池子在下坝村有两个,都是立方米的容积,由红云红河集团总投资2.5万元,用于购买建池子最重要的水泥和引水管线,因为水源在距池子米以外,管子花钱最多。
村民们投工投劳。池子建好后,每家每户就有自来水,结束了几百年来到水塘水沟挑水吃的历史,以前为了吃水费老劲不说,关键是水质太脏,孟继禄说:“都是些雨水积攒起来的塘子水,发黑发绿,太脏了。”
李自芬到狮子村迄今办了好几件事,其中最能体现她内心最柔软处的,当属让狮子小学把与它一墙之隔的村委会给“兼并”了。
村委会和狮子小学位于同一地盘上,占地1亩多,如果没有村委会,狮子小学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正方形,有了村委会,它的西南角就被截了,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还要发展,地盘的限囿是它的瓶颈。
“这所学校建校历史比会泽县第一中学还早两年,是当时本地的一个乡绅出资建立的。”村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张兴贵介绍说,“这个学校别看在这儿,出了不少人才,会泽好几所学校的校长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李自芬到狮子村后,想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把老村委会腾出来给学校,但是,此地块涉及关系复杂,直接无偿给学校会有麻烦,无奈之下只好走“招拍挂”的路数,结果新地块被拍了万元,学校当然拿不出这个钱来买地置换老村委会。
这时,在一旁静思默想了好长时间的李自芬胸有成竹地“跳”出来了。
“一次,趁县委刘祖铭副书记来鲁纳工作,我提出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把老村委会的地盘划给学校,刘副书记很赞同我的想法,他答应由他出面协调县教育局给万元。”李自芬有“娘家人”红云红河集团做后盾,她揽下了余下的万元土地费用,“集团同意由会烟出资万元,这下万元就有了着落,老村委会就正式确定待我们搬走后,完整划给狮子小学。”
从年9月日到狮子村,在狮子村的多个日日夜夜,李自芬在访贫问苦之余,老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诸如水电路等等基础公共设施积年欠账太多,的确需要来自政府和企业、社会等外力帮助以外,村民守着绿色的山、绿色的蔬果、绿色的食品何以依旧贫困如斯?一旦大规模扶贫攻坚胜利结束以后,村民又将何以应对依旧存在和可能再反复的贫困问题?
她认为教育至为重要,这也就是她苦心孤诣一定要把老村委会地盘划给学校的良苦用心所在。
月7日下午李自芬再次来到下坝自然村孟金福、孟玉照两兄弟家,来看他们建房的情况。
9个月前的3月4日,两家房子因电路老化惨罹回禄之灾,土木结构的房子,旋踵之间被烧得一干二净,幸好当时家里无人。
灾难发生后,李自芬和张兴贵赶紧到孟家探视,并立即给会泽卷烟厂写报告,申请资金两万元,每户帮扶1万元。
9个月以后,两幢砖混二层小楼立在老屋基上,看进度,搬进去过鸡年春节应该没问题。
和孟氏兄弟一家品茗共话桑麻,孟家媳妇端出了松子给大家嗑,客人身后是刚刚收获的老南瓜,周围是“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蓄乎樊中”的原生态土鸡,稍远的家畜厩里,是肥硕的猪牛。
李自芬眼里瞅着这些“宝贝”,耳里听着村民诉苦,心潮万千,“他们这些东西一旦到了城里,都是经济附加值极高的商品,但是,村民没有这个意识,反而觉得自己住大山上,只有穷。”
村民守着青山绿水,养着原生态的家畜家禽,依旧穷,李自芬认为他们需要爬过一道“坎”,这道坎在村民的角度就是眼光,“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手中有宝,手中有的是宝,是城里人最爱的东西。”
而作为帮扶这些村民的“外援”,李自芬认为她和红云红河集团也有一道“坎”需要克服,“我们应该为他们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交流架设必须的桥梁,村民需要信息、市场、运输等等销售他们农产品的条件,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撤走以后他们继续发展致富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和前述的几位“第一书记”一样,李自芬也在思考“后扶贫时代”的艰深问题。
和这些思考相比,帮助、辅导贫困户种植大树青花椒以及培育猪牛羊养殖业也显出了局限性。
“请你们帮我们村民宣传宣传吧,要不,快过年了,约着亲戚朋友来吧,一边玩,一边采购些年货,我保证猪鸡牛羊松子蜂蜜,还有牛栏江的鱼都是原生态绿色食品,来之前给我一个信儿,我请村民准备,好吗?”
这个时候的李自芬,俨然一个农产品推销员。“我和我的一个好友也跟村民订购了一头年猪,好几百斤,两人分,到时候杀了运回去。”
即使一己之力很有限,李自芬觉得这也是帮扶贫困山民的一种力量。
“第一书记”袁明磊:“我今年岁,就这1年多‘骂人\’最多”
袁明磊被分配的鱼洞和以则两个扶贫村,位于会泽县城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应当是条件最好的,但他不时得发个火,动个气,见到笔者,聊到投缘处,他叹口气说:“我今年岁,记事以来,‘骂人\’最多的就是来这两个村子扶贫这1年多。”
“骂人”是云南土话,并非“骂街”的意思,而是包括了生气、发火、怫然而怒等等情绪不佳的状态。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骂人”是因为村民的“商品经济意识”太过“发达”——
为了给村里整修年久失修的灌溉沟渠,袁明磊从县里请来了水利测量技术人员,人家带着沉重的仪器到田野,袁明磊请村民小组长帮忙找个年轻人临时帮助搬运一下仪器,结果回话说,得给工钱,“我一听,发火了。”
袁明磊动气“骂人”,说明鱼洞和以则两个村庄貌似条件好,其实隐性的问题很多。他是红云红河集团曲靖卷烟厂派到会泽扶贫的干部,担任驻金钟办事处鱼洞村和以则村扶贫攻坚的“第一书记”,从理论上说,袁明磊某种程度是负责曲烟年度划拨鱼洞村万元、以则村万元脱贫攻坚项目资金的实际执行人,也是监督人。
但仅仅如此,袁明磊或许就不是他自己了。
会泽贫困村庄的贫困表面上都差不多,无非是水电路农田基础设施不好,农村没有增收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农民各方面的素质差……
再从表象上看,都是“差钱”——如果抱持这种理念,那么所谓“扶贫”,就是给钱——问题假如如此简单,那么解决方法也简单,投入资金不就结了?
但,深层次的问题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贫困的村庄未必都一样。鱼洞和以则,袁明磊经过一年的无数次行走省视思考,发现这两个村最需要的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次,袁明磊敏锐感到,目前的资金投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视野景深放在斩断村民贫困的“代际传递链”上,也就是,扶贫需要“扶上马”,更需要“送一程”。
“帮助贫困户斩断贫困代际传递”这句话,赫然载于袁明磊写的一篇思考兼总结中,这是一篇题为《抓实精准帮扶 助推精准脱贫》的小文章,就标题言,或许是由于“应景”所必须,可谓“了无新意”,但内容值得参与扶贫的人和旁观扶贫的人,扪心屏息,静静展读。
从年月8日第一次来到鱼洞和以则,袁明磊就沉淀自己,进入角色,用心去琢磨思考这两个村“何以贫”“何以脱贫”“‘后扶贫时代\’何以不再贫”的大问题。
他发现,问题或许不在于肉眼所看到的那些部分,而在于别的方面,“所以我提出,扶贫先扶‘志\’和‘智\’。”
贫困,就人的心态说,不是什么荣光的事,但在所帮扶的村庄,他发现,村民们其实不愿意摘下贫困的帽子,“不少村民争着当贫困户,因为是贫困户,可以有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下面这个细节曾令袁明磊哭笑不得——
一个村妇家有一个大学生毕业找到教书的工作了,按规定,她家算脱贫,要“出列”,不能继续享受相关帮扶政策,该农妇说:“不能培养大学生,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就不能当贫困户了。”
“现在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帮助农民脱贫,但有人竟然没有脱贫的愿望。” 针对这种似乎令人难解的现象,袁明磊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殷忧:“1年多下来,我感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最重要。”
这或许就是袁明磊准备投入万元为鱼洞和以则各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的深邃之意。
袁明磊的思考绵密悠远。
以鱼洞村和以则村土地平旷、河水清澈的有利天然条件,蔬菜种植无疑是两个村步出贫困的“后发优势”。
但灌溉沟渠已年久失修,这是公共事业,经济学的“灯塔效应”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在无自己收益的情况下为公益事业出钱出力。
自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个制度的优良变迁,一方面使农民彻底解决了衣食问题,从而使得中国踏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同时,基于人性的自利弱点,涉及公共事业建设,村民们兴趣索然。
袁明磊感到,就鱼洞和以则两个村庄的情况,它们未来的最佳产业是蔬菜种植,这是从根本消除贫困的真正的产业扶贫,但业经多年的荒圮,导致灌溉沟渠功能基本丧失,可这是这两个贫困村未来一步步走向富裕的基础,所以,全部万元资金中,袁明磊决定花.6万元用于蔬菜基地灌溉沟渠建设项目。“将建设两壁一底三面光灌溉沟渠米,项目覆盖两个贫困村6个村民小组余户,共计多人,可解决多亩土地的有效灌溉,为当地今后发展蔬菜产业提供有力的支撑。”
这样做,袁明磊坦承,这个项目和“上面要求的产业帮扶有差距”,但他还是争取到了“上面”的理解和支持,一路坚持做下来。
村内的公共道路硬化也是公益事业,袁明磊主持了概算为.6万元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两个村4个村民小组村内道路米,解决多户多人的出行、交通困难,同时改善村庄环境。
月5日,曲靖烟厂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杨永柱借参加红云红河集团工会在会烟召开年会之机,再次来到鱼洞和以则两个扶贫村,实地察看路面硬化等工作。
看看脚下的道路,在看看村民的笑容,杨永柱对工作进展很满意。
月6日下午,笔者来到以则村8组实地采访,一条条如根须一般的平整小路黑油油地错杂在村中。
在岁的村民刘行珍的家门口,刘行珍告诉笔者,这个彝族聚居的村庄大概有年的历史了,但一直是凸凹不平的泥路、脏路、烂路。她笑眯眯地说:“修路我家柴房有个角有影响,我配合着拆了。”
面对这种平坦光洁的柏油路,刘行珍没法不高兴。
.6万元要硬化近3公里村内道路,以现在的建筑材料价格,显然有差距,袁明磊通过村委会发动村民投工投劳积极参与,一则弥补资金的不足,最重要的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培育村民的公德心、事业心,减少“等、靠、要”思想。
扶贫的时间很有限,袁明磊总要告别这两个村庄,“后扶贫时代”对这两个村庄而言,总要来临,袁明磊所思的是,得给村民培植起一个个生生不息的产业。
“产业扶贫才是他们真正脱贫致富的途径,产业扶贫要靠村组来推动,要走合作社这条路。”
“第一书记”卞宗祥:“脱贫攻坚,贫困农户是主角,我们只是配角”
随着水在竹筒里发出“咕咕咕”的响声,一缕缕蓝色的烟雾蓊然而起。
卞宗祥坐在村委会院子朝南当阳的墙下有声有色地吸着水烟筒。
若非知情,会以为他就是这个村的一中年村民。
从年9月日来到会泽县田坝乡的板坡村,卞宗祥就把自己的身心融入到板坡的一草一木中,他对这块土地的爱,有来自对父亲的感情,早些年,他父亲就在这儿教书,好些年游走于板坡的山间小径。
从传播山外文明的角度说,卞宗祥和父亲干的是同一种工作。
仅年,红云红河集团在板坡村要投入.万元,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基础设施,也就是.公里7条村庄道路硬化改造,投入资金.万元,另外是村庄亮化工程和文化小广场项目,分别投入万元和万元。余下的资源用于保障贫困户按时脱贫。
板坡村相对于集团帮扶的其他贫困村来说,不算是最贫困的,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元,这个村最大的问题是公益事业方面欠账太多,和别的村庄一样,村民对涉及公共事业方面积极性不高,所以,红云红河集团投入的大笔资金就用于改善村庄的路、电、水等公益。
其实,板坡运气很好,不仅有红云红河集团从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等领导层的挂包帮,而且还赶上了国家建设的“顺风车”。
在G高速公路通车之前,从县城到板坡要迂回到另一个叫驾车的乡,需要3个多小时,G高速公路通车后,板坡有一个通道可上下高速公路,一下子,板坡从闭塞变成通道,目前还有一条沾(益)会(泽)高速也在建,进出板坡将更流畅。
板坡村的变化,按照帮扶的计划,届时肯定可以看到,但萦绕在卞宗祥心中难以释怀的是他对板坡人现状所蕴含的许多思维状态的忧虑。
谭琴香、李正发夫妻住在几间当年修建G高速公路的项目指挥部临时工房里。李正发有心脏病,做过手术,不能干活,甚至不能情绪波动,有两个孩子在读书。
月9日的下午,卞宗祥和村委会主任金朝富来到谭家,给他们夫妻做思想工作。
起因是,利用红云红河集团给的5万元建房费,谭琴香想盖房,但她想盖得大一些,而不是建议面积平方米,她想盖平方米左右,这下,卞宗祥和金朝富着急了。
“她老公本来就患这种‘富贵病\’,不能干活不说,还得花钱治疗,我们认为她不应当把房子盖得太大,负债太多,她家承受不了。”但谭琴香显然不接受“房子盖小一点”的建议。
金朝富甚至建议她,房子风格不要随大流追求城里人“洋楼”风格,最好建成农村传统的样式,既好住,又省钱。
反反复复,你来我往,卞宗祥、金朝富两人“唾沫说成药丸”,谭琴香还是不接受。
本来,集团帮扶贫困村民建房,统一标准是每户补助2.5万元,但谭家确实比一般贫困家庭都困难,作为特殊的特例,又多补助了2.5万元,但即使5万元,按照当前的建材费用和人工费用,如果非要建平方米的住房,怎么也得万元左右,这样,谭琴香夫妇会负债很高。
卞宗祥见说服不了她,心里很煎熬。
“你们家的希望,是把孩子培育好,将来考个好大学,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就会彻底改变你家的命运,现在房子适当盖点,够住就行了,不要与人攀比,非要盖大房子。”金朝富说。
“我最担忧的是,会泽这一带农村现在风气不好,盖房子喜欢相互攀比,越盖越大,最后欠一屁股的债。”面对谭琴香夫妇的固执,卞宗祥心中殷忧不已,“如果因为我们帮助她这点钱,诱使他们投入更多,负债累累,最后房子盖好,再度返贫,这不是我们给她5万元建房的本意。”
“嗨,真是的。”卞宗祥望着绵延无绝的苍翠青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如同陶海聪、王伟、袁明磊、李自芬一样,“后扶贫时代”的问题,也是卞宗祥特别担心的。
“来了这段时间,工作的同时,我在观察、思考,农民究竟穷在哪儿?”卞宗祥发现他们不少人的穷,穷在“文化”上,这个“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狭义文化,更是泛指思想观念、行为做派、生活生产方式、看待人生等等方面。
1年多的朝夕相处,卞宗祥找到了症结的所在。“扶贫啊,更应该扶“智”,当村民抱着‘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心态,以一个局外人的神情看着我们为他们奔忙的时候,我感到,仅仅靠资金的投入还大大不够。”
卞宗祥的思考是,在“扶贫攻坚”这出戏里,政府、企业、村民贫困户应当找到各自最恰当的角色,“政府应该是导演,村民是主角,我们是配角,如果角色混乱,这出戏的效果恐怕要大打折扣。”
他尤其觉得,扶贫,企业派出的工作队员还应该同时是“启蒙者”,“我们不应当是‘救世主\’角色。”
“第一书记”王伟:“我的工作除了喝酒,样样带头”
一座钢混结构的小楼基本已经成型,矗立在下午的艳阳里。
王伟眯着眼睛看这楼时,脸上无法遮掩内心的喜悦,如同谛视自己新生的孩子一样。
这座楼是村委会的新办公楼,在建设资金暂未到位的情况下,借助红云红河集团的影响力,王伟先行协调了几十万元资金把楼开建了起来。迄今为止,他已经先行协调到了近万元资金,在龙树村开启了自己的攻坚扶贫。
“通过省农办,协调到万元,通过曲靖市扶贫办和县委、政府有关领导,又协调到多万元,两两相加接近万元,用这个钱,我尽着最急的事先做。”王伟说。
村委会办公楼是急迫之事,火红乡地处地震断裂带上,村委会目前的旧楼房已是危楼,危险时刻会发生,王伟觉得他有责任重建村委会办公用房,于是在距老村委会大约米的山坡上用挖掘机“堑山堙谷”,建新的办公楼。
年9月日,村委会新办公楼开工建设。
从乡政府到龙树村一个村民小组,有一条老路,既陡且窄,路面凸凹,已出过好几次车祸,王伟担任“第一书记”以后不久就实地踏勘了好几次要改路,但当时一则缺钱,再则改路要砍伐立方米左右的树木,这两件事难住了1年前的王伟。
现在这已经不是事了。
办这个手续如果按照常规,由村委会报送材料到乡里有关部门层层报到县里去办,可能七八个月甚至1年能批下手续就不错了,王伟再次动用他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以修建“防火通道”名义办理,1个多月就办好了砍伐手续,再用自己“化缘”得来的资金,马上就可以动工。
改扩建这段路,也就四五百米的样子,但村民以后出行就不仅方便许多,而且安全了许多。
王伟的心思绵密而纤细。他所在的火红乡与陶海聪所在的马路乡毗邻,用火红乡副乡长文成平的话来说,“火红”听上去很热乎,实际却很凉,月6日的火红乡的确有些寒气。
帮助火红乡的贫困村庄脱贫,王伟被分在沿牛栏江西岸一线罗列的龙树村委会。“这个村委会有8个村民小组,全部呈一条线排列在牛栏江江岸上,总共有户、人,其中贫困户户、人,全村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贫困人口。”
会泽卷烟厂受集团委托承担这个村的脱贫任务,年就投入万元,仅全厂就有人挂包了户贫困人口。
恰如陶海聪所帮扶的水口村主要困于“水”一样,龙树村委会所辖8个村民小组主要困于“路”,“面山而居……出入之迂也。”这个村也是火红乡迄今唯一往返乡政府只有一条道的行政村。
8个小组中,有7个小组处于牛栏江对山脉的切割而形成的斜坡上,加上植被稀少,泥石流灾害时有发生,约一半村子要迁徙,其中的一个小组有户村民,竟然至今不通汽车,因此,龙树村委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出路”,“这个村,只有改变交通才有出路。”
所以,集团所划拨的万元,相当大比例要用于修路。
改造自然只是王伟工作重点之一,他同时还尽力改造人文。
龙树毗邻贵州威宁,民风粗砺生猛,行伍出身的王伟见过刀枪,但在龙树,不少场景还是令他惶恐不安。
“今年5月有两个村民打架捅刀子,两人都伤了,在救护车上,两人带伤又打起来,没办法,只好再叫一辆救护车。”王伟讲述的故事足见村民的剽悍,“有一天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有矛盾,提着镰刀上村委会来‘解决\’,我从她们眼中的凶光看出要出大事,赶紧去做劝解工作,好说歹说总算摁下去了。”
“扶贫”因此在王伟心中沉甸甸的,含义相当丰富,他深深悟到,不仅仅是物质的援助,还有人心、人性、人格的改良和升华。
王伟在龙树村的工作也不都是“卓越”的,他不会喝酒,因此总是强调说:“我在龙树,除了喝酒,样样都带头。”
不喝酒的王伟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证明有一个说法不太靠谱——
“不会喝酒难以和群众打成一片。”
“小村情怀”:
“他们以高价收购我们的农产品”
牛栏江出了嵩明就到寻甸,从寻甸再往北,取道沾益和宣威,臻于会泽。
寻甸县金源乡的小村村委会距离昆明约公里,通往这个村庄的道路,弯多路窄坡陡,村委会到G渝昆高速公路入口仅公里,但耗时竟达两个多小时,唯其如此,小村也就具备了出产原生态农产品、畜产品的相对“封闭”条件。
人世间的矛盾就是这样,“落后”与“先进”,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换位。
就小村的交通来说,小村是落后的;就小村的出产来说,小村是先进的。
“你好,我叫张兴法。”一脸慈祥的中年汉子递过来一支香烟,他笑意盈盈。
小村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张兴法今年岁,年之前,他是小学老师,年迄今,他在村委会工作。
红云红河集团将小村的扶贫攻坚交给昆明卷烟厂负责,昆烟对张兴法等村干部十分信任,没有派人常驻小村,而是委托金源乡和村委会负责扶贫项目的实施。
红云红河集团对小村的扶贫,一定程度上,是张兴法为主的村委会几个负责人在负责实施。
月日,笔者在张兴法的引导下,从乡政府来到位于一座山脉山腰处的小村,最大的景象是该行政村所属大村小组的村民们在聚精会神大兴土木,建盖房屋。张兴法说:“这个自然村的建房效果出来了,输电线路正在架,最近两天就完工,饮水管和村内道路要等村民的房子建好再搞,现在搞担心被他们运建材的重车压坏了。”
大村一个村户人家,有户在建房,一幢幢两层小洋楼鳞次栉比,分布在山腰。
“房子统一规划,村民自建。”张兴法说。
对小村的帮扶,由昆烟斥资万元,主要帮助贫困户建盖住房和牲畜厩,委托乡畜牧部门购买猪、羊给农户饲养,实施产业帮扶。
对大村村小组,饮水线路、村内道路、民用电力线路、公共厕所,全部由昆烟投资多万元进行建设。
小村有个村小组,自然村有个,总共有户、人,有多名青壮年在昆明务工,全部当混凝土工,搞建筑。
张兴法对小村的历史如数家珍,他说,小村近年来一直得到来自大山以外的强有力“外援”。
从年前开始,产生了第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煤油灯变电灯,从乡政府到村委会的7公里土路变水泥路,学校校舍建好,是到年那3年来自省烟草公司的帮助,在此之前,水电路都不通。”
他感到,这次来自红云红河集团的帮助将会使小村发生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村等几个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公共厕所的建立,村民住房的建设,牲畜厩的建盖,村内水电管线的架设,又会使村民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小村出产的农产品很原生态,但处地偏僻,销路不畅,这个时候,昆烟以自己职工人数的巨大体量来助力农户消耗这些农产品。
张兴法说:“昆烟对我们太好了,他们要我们照老辈子传下来的方法养畜禽,到出栏的时候,他们答应用高价来回收,还准备在昆明提供两间房子给我们销售村民的各种农产品。”
采访悠思篇
“后扶贫时代”的“大哉问”
如果说,牛栏江柔静而狂野、温顺而暴烈、秀美而狰狞、纤细而生猛这种色差存在是客观的话,那么,沿牛栏江一线铺开的这些村庄同样存在一种客观而实在的色调强烈反差,这就是——
富饶的贫困!
月7日,在火红乡龙树村靠近牛栏江边的村民徐明洛、李玉秀家中,岁的李玉秀端出一碗自个蜂箱产的原生态蜂蜜给来访者品尝,那蜜油光铮亮释放着红色的光,香味扑鼻,一入口那个香甜着实令人销魂,真真是山珍,如果春节前能进入大城市,绝对不会比澳洲、新西兰等地进口的蜂蜜售价低。
月8日,在鲁纳乡狮子村,牛栏江的江鱼和村民的土鸡、鸡蛋以及村民烤的酒都上桌了,火锅里是青菜炖着切成墩子的猪肉,鸡的香味、炒鸡蛋的金黄色、炸得焦黄的江鱼,一入口便令人食欲大开,狮子村党总支副书记范云丽是个热心的女人,她边往客人碗中搛菜边说:“你们尝尝,是不是美味?假的可以骗眼睛、骗手,骗不了嘴巴。”
范云丽所言不虚,原生态食品的美妙味道,人类迄今没有办法“山寨”。
乡村风味的晚餐后,汽车沿着牛栏江边返回县城,冬天的夜色深浓,雪亮的车灯光柱里,蹲在公路边的野兔时常会诧异半晌才反应过来,跳跃着躲入草丛。
公路下面的江边,一些农人在挑灯捕捉野生的江鱼。
这些场景所涉及的物品,换个角度看,都是极其“上好佳”的商品。
在所谓“洋气”已经浸润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食品方面,带“土”的东西尤其值价。
贫困有两种,一种显形而可视的,另一种是隐形而只能靠感知去触及的。红云红河集团所扶助的这些村庄真正的贫穷不是显形可视的那种,而是隐形难于触摸的。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对红云红河集团来说,需要破题的就是对人的再塑造、再发现,把守着一口古井或者村边那棵百年古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村民努力塑造为具有时代眼光、水准、技能的农业工人。
富裕也有两种,一种同样是显形可视的,另一种是隐形而只能靠感知去把脉的。红云红河集团所扶助的这些村庄真正的富裕不是显形可视的那种,而是隐形难于触摸的。
就后面这种情况而言,对红云红河集团来说,真正的扶贫不仅仅是投入一些有限资金、人力、物力去解决一些看得见的贫困,而是拭去村民目眶中的那层传统的“白翳”,给他一双慧眼。
以斯而言,这些山村无一不是“浑金璞玉”,所欠缺的,其实就是一番打磨功夫。
近些年,城里人一边无奈地进食着不健康食品,却热衷于以走路作为锻炼身体的最佳方式,尤其喜欢用苹果手机计算行走里程,在微信朋友圈“晒”自己走路的业绩。
在这个背景下,乡村山区的人品和产品,就是“宝”。
德国犹太诗人海涅说:“观念先于行动,犹如闪电先于雷声。”
同样是德国犹太人的思想家马克思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会泽贫困山区也需要一束霹雳作响的“思想闪电”。
这束“闪电”在会泽的贫困山区,它的光源来自于红云红河集团及其位工作队员。
他们认为,山村的土特产要从商品化视角审视,山村的农民要从劳动力商品化角度审视,要把他们纳入工业、商业参与者的视野看,换言之,“农民”,是职业而非身份。
在笔者走过的村庄,多半呈现一种“空壳化”现象,青壮年在非农忙季节,基本都在外打工,“农民工”是这些青壮年农民的另一个称谓和身份,一旦回乡,他们是浸淫过都市文明的“新农人”,可能是相对于“海归”的提法,有学者称他们为“城归”。
年月,知名学者厉以宁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力资本革命正在开始,农村劳力回老家后,成为“城归”,开设各种小微企业。
这个观点不仅是学者的判断,也是客观的事实。
时年岁的安能是火红乡龙树村以落明小组的村民,他之前在昆明石林县的圭山煤矿打工两年,挣了四五万元钱,回村盖了房,买家用电器,准备娶媳妇。
王伟当时告诉笔者,安能不属于贫困户。
但安能之“富”令人遐想,他其实就是厉以宁先生所说的“城归”。
采访所至,会泽山区农村的土鸡土猪肉等产品要变成商品,流通渠道和销售平台至关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诚信瓶颈的开凿。
在这个角度说,村民们的土产,何以证明它们是土生土长?是用几千年的生产方式出产的“宝”?
信誉度的难以确立其实就是他们致富的“瓶颈”。
对于反贫困的努力来说,个体的力量以其小、散、弱态势,当然不如制度和体制的力量来得巨大、持续、全面、彻底。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说得好,“我们作为个人为减轻我们所在国家的贫困而努力,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放弃所拥有的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使整个社会的贫困人口数量有很大的改变”。
在《亚洲的戏剧》专著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广泛角度来审视年前的印度的贫困。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持同样的观点,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中,奥尔森认为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是一种“阶级僵化”,是导致印度贫困的一个制度原因。种姓制度“是印度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包括在机会和结果上……除奴隶制以外,很难想象还有这样一种机会如此不平等的社会,并且其结果也是最不公平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缺失”,而且是制度性的缺失,他的意思是,改良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这些学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包括制度改良在内的文化培育、文明熏陶或许才是人们消除贫困病灶的最佳和必由之路。
由此,陶海聪、王伟、袁明磊、李自芬、卞宗祥等工作队员经过1年多与贫困户朝夕相处的经历感悟到,银行术语“孳息”的概念其实非常适用于扶贫——集团的帮扶,无论多大,只是一个“本金”,若在此基础上“本金”不能“孳息”,那么,“本金”也会被坐吃山空。
贫困山村要“孳”什么“息”?
袁明磊认为要从观念、认知和行为上——也就是要从“文化”角度——去帮扶祛除贫困农户思想深处的“痼疾”。
何为“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里的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年,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如此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这几位学者关于“文化”的观点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且至今为“不刊之论”。
正是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村民以后,卞宗祥才说:“扶贫要先扶智,要扶他的子女。”
对于现在被帮扶的村庄,对于“后扶贫时代”不可阻止的到来,他们的观点具有相当的深邃性。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心中贼”和“山中贼”的比喻是想说,人心的千万年陋习改变何其艰难。
同样,红云红河人知道,和“人的现代化”相比,改变一个村庄的面貌可能是最容易的,但改变人的内心世界最难,却也最重要。
《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故事,孔子赞扬林放所提问题为“大哉问”(“您的问题意义重大”)。
无须回避,在中国,企业扶贫攻坚是阶段性政治任务,何以在企业撤出以后贫困山村依旧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哉问”。
就红云红河集团来说,“后扶贫时代”来临以后的9个曾经的贫困村怎么办也是一个“大哉问”。
正如集团工会副主席华业顺所言,“集团的扶贫,不仅发力到期脱贫,更要思考脱贫后不返贫,走上致富路。”
虽然,这不是一个企业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国企成员自觉思考的问题。
殊堪欣慰的是,“卞宗祥们”已经用自己正在进行的方式和业绩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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