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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原图时间不长但进账丰厚的商演是很多艺人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过并不是所有商演都能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当艺人因为演出、拍照、额外要求等各种原因与主办方发生摩擦，处理不当随时就会让自己身陷险境。蔡少芬曾在微博惊呼觉得自己“被绑架”，黄秋生也曾说自己试过“连钱都不要，和助手、工作人员急走”的惊险情况。

近日《那些年》演唱者胡夏就在商演时遭遇“被逼返台”的尴尬场面，也是刷新了不少吃瓜群众对于明星商演的认识，而关于胡夏该不该配合主办方要求上台唱微商歌曲，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议论。回看一些商演经验丰富的明星，当他们遇到类似事件，会选择怎么处理呢？

合照

陪酒

重唱

商演市场乱象横生

主办方重人情轻契约

蔡少芬、潘美辰遭主办方“绑架”2013年，蔡少芬在陕西某城市参加活动因为合照环节过于混乱向主办

方提出提前离场，结果车在前往机场的途中被主办方截停。“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险，被绑架一样！”车子被主办方截停后，蔡少芬在微博贴出了自己被困在车内的照片，双方在路边僵持许久，最后在警方的处理下才得以解决。在商演中，除了演出的本职工作，艺人们往往还需要兼顾一些主办方的额外需求，合照环节已然成为标配，甚至经常被提前写进合同中。

在演出公司负责人蒋先生看来，大多数明星都能够满足主办方亲

友的合影需求，在他合作过的艺人中，费翔和陈慧琳等明星就相当亲民，一场活动中一连与五六十人合照都非常配合。当然，因为现场混乱等不可控因素，引发主办方与明星之间矛盾也时有发生。今年，歌手潘美辰在江苏某地参加商演时，因为场面混乱拒绝合照，遭到主办方工作人员恐吓，她让助理录下视频，并报警请警方前来调解。回到酒店后，潘美辰又发现主办单位安排的房间全部反锁，一行人的行李也被锁在房内，随后潘美辰二度报警，才得以离开当地。

多数主办方要求安排饭局高龄演员被逼酒喝到“手抖”

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里，很多社交都是在饭局中完成的。因此，除了合照外，饭局也往往是主办方的刚需，“80%都会提出这个”，资深演出商邓先生透露。演出商往往会根据艺人的性格，公司的保护程度等各方因素决定如何与经纪人进行沟通，“二三线艺人有商量的余地，一线艺人我都不会和经纪人去说这事，我知道这里面的规矩。”

然而，明星和演出商也明白，饭局往往不在于“饭”而在于“局”。如果是女明星，通常演出商会劝说主办方打消这个念头。去年负责陈慧琳商演时，邓先生就替艺人直接拒绝了主办方的邀请，“基本上稍微有点名气的女艺人都不会同意，陪饭局这样的词说出来影响不好。”而对于有可能出席饭局的艺人，演出商则一般也会以出席“欢迎宴”、“庆功宴”等名义与经纪人进行沟通，“名气小一点的或者个别艺人也会愿意出席。”

饭局中的推杯交盏也并非总是一团和气。一位经纪人就向记者透露，某六十多岁的特型演员到地方演出，在饭局上被当地主办方逼酒，由于该演员有心脏病，所以随行的工作人员主动帮他挡酒，在一口气喝了六七杯白酒后，老演员看不下去了，“他说‘你别逼孩子了\’”，对方则坚持让他亲自上阵，老演员只好喝了一杯，“喝完手都发抖了”。

请啥明星看主办方喜好

小城市商演在艺人的选择上有些看重人气，谁红就请谁，有些则完全视金主的喜好来定，重金请来昔日偶像，只为追溯旧日情怀，还有一些则要艺人与企业形象相符。通常，中间演出商会推荐自己曾经合作过的，关系较好的艺人给主办方，如果主办方觉得不合适，或有指定艺人，只能再尽力去和对方指定的艺人沟通。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主办方心仪的艺人没有档期，要么预算不足，要么就是对方根本不接商演，某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曾有人出十五万找他帮忙请周润发，被他直接挂了电话。

有些在一线城市很好和主办方沟通的问题，在三四线城市就要花费更多口舌，“他都过气了还那么贵！”这是某位业内人士在工作中经常听到的，遇到主办方拼命压低价格，演出商也很无奈，“问题是没有人会把自己定位成过气艺人，口碑好价格适中的艺人也不多，很多时候主办方一犹豫，艺人就被别人请走了。”

当然，也有不差钱又任性的金主，该业内人士透露，他有个朋友服务的主办方独爱赵雅芝，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她请来，最后还真就办到了。多数情况下，演出商还是会尽力去满足主办方的要求，“几年前有一个三线城市地产商的开盘仪式要请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明星，要求形象好，有精英气质，符合他们楼盘成功人士的定位，这种情况下，港台艺人比内地艺人合适，因为他们比较重视保养。当时我给他们列了几个人选：刘锡明、陶大宇和吴镇宇，最后对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了刘锡明，12万。”

跳过合同“临场发挥”时有发生

如坊间八卦流传的各种故事一样，早年的商演乱象还经常与“黑社会”挂钩。某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演出商告诉记者，自己曾带一位现在已是一线的女歌手去地方商演，结果当地主办方完全不按合同执行，临时逼着女歌手加唱，“让你唱几首歌，你就要唱几首歌，你要是不唱，就不让你走。”演出商回忆，当时这位女歌手虽然不满，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早年成名的歌手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资深媒体人也曝料称，戴军多年前参加了一场拼盘演出，这个商演活动原本请了五个歌手登台，每人唱两首，撑满全场，但因为某些原因，最终只有戴军一个人到场，于是他被逼着在台上唱了十遍《阿莲》。

更惨的是，有的艺人即使按主办方要求唱完了歌也有可能拿不到钱。邓先生告诉记者，早年的合同款大多是演出

前付给艺人一半当定金，剩下一半留待演出完再支付，这给了主办方反悔的空间，“有人感觉自己花了钱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尾款就不再结账。”由于讨薪艰难，打官司过程繁琐，很多艺人也只能选择吃哑巴亏。据资深演出商邓先生介绍，一般的演出合同会对艺人的演唱曲目，活动具体流程，食宿标准等事先进行详细说明，如果发现有与合同不符的地方，艺人可以拒绝参加。同时，他也表示，即使合同制定得相当严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可以协调的空间。

相比胡夏事件中主办方的胁迫，一般的主办方会用相对灵活的方式处理。邓先生透露，在有的演出中，主持人就会担当这样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主持人会跟观众去互动，问歌手唱的好听不好听，然后又问要不要再来一首，这时候观众在底下欢呼，艺人是没办法拒绝的。”而实际上，许多歌手也对这样的情况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会尽量多带几首伴奏。邓先生介绍，现在不少演出合同中会出现“3+1”的情况，“比如签的是唱3首歌，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加唱一首。”也有演出商向记者透露，由于合同外存在可协调的空间，这也容易导致主办方与艺人在中间沟通环节出现问题，“现在演出市场不好，承办方一般接到一个业务，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客户，有些艺人没有答应的条件，可能承办方就私下答应了，最后变成了艺人背锅。”至于像胡夏这样被逼唱企业歌曲的特殊情况，邓先生则认为，这种需求则不能私下协调，一定要事先签订相关合同，否则企业可以拿着胡夏的歌曲做大量的商业宣传，“对艺人本身利益有很大的伤害。”

而在现在相对正常的演出环境下，以上的极端现象已经很少发生。资深经纪人阿卓认为，当下受欺负的大多是小牌艺人，“因为他们往三四线城市跑得比较多，参加的活动比较杂，容易碰到比较混的主办方”，而大牌艺人团队本身就屏蔽了很多的活动，出现类似事件的机率要小很多。陈慧琳、邓紫棋内地执行经纪人David就向记者表示，自己负责艺人期间，就没遇到过以上尴尬的情况。但是，由于缺乏接待经验，艺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况比较常见。歌手徐誉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过商演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敲锣打鼓豪车接，各种老总豪宴请，签名合影少不了，热热闹闹上台唱，灰头土脸出租送。”徐誉滕向记者透露，很多演出后，艺人就再也联系不到主办方，只能自己打车去高铁站或者酒店，这样演出后就立马遭受“冷遇”的情况，在商演中占到了两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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