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转折时期社会裂变之真实图卷 ——浅评黄佩华长篇小说新作《河之上》 □张国荣

文学是人学。无论当下人们对这一传统文学理论持何种看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举凡文学（特别是小说）总得把写人（或直接或间接）放在首位。此乃是由文学之本质，亦是小说重塑人性、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陶冶人之心灵和情操之功用所决定的。基于此，古往今来，举凡有成就的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总是匠心独运、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竭尽心力塑造好人物群像。近日，由西林籍壮族著名作家黄佩华先生推出之长篇小说新作《河之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就是一部致力于塑造人物形象和真实描写、反映桂西百色百年嬗变之力作。

《河之上》以桂西北右江畔“北城”（百色之谐音）20世纪20~90年代为大背景，以世居“河之上”的龙家、陆家、廖家、熊家几代人纠缠无尽之恩怨与情感纠葛为主线，成功塑造了一群出身、志趣迥异、色彩斑斓之人物形象。于此之中，白道黑道、君子流氓、官员草民、淑女痴妇、富商穷汉……各色人物，争相登台。小说以老渔民龙尚文于“傍晚时分”，若隐若现看到“云中射出的强光像一把利剑”投向“鹅潭”开篇，预示了这位老渔民之可悲结局。随着情节进一步展开，我们看到，“北城”风云迎面扑来：曾经之仇敌变成狐朋狗友，烈士之遗孤变得无耻贪婪，土匪之后人变成大慈善家，真可谓波诡云谲、乱像丛生。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围绕、聚焦名利地位而展开了各种触目惊心之大博杀。黄佩华先生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娴熟的艺术手法，平实而有诗意、轻松而又诙谐之流畅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离奇故事、一段段悲喜际会、一帧帧迥异风景、一出出难缠恩怨，让人读来，击节赞赏之余又发人深省。

那么，《河之上》何以产生如此令人百读不厌之艺术效应？我以为，除了小说叙事得当、语言充满魅力之外，还与作家周密、精湛之艺术构思有关，即是说，黄佩华先生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别出心裁地为小说人物设置了特定的生活大背景之所致。换句话说，即是作家注意将人物之命运、生活放置于转折之大裂变时代的结果。

众所周知，20世纪20~90年代，乃是中国社会两次大转折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百色亦同全国一样，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农民、市民兄弟纷纷起来打土豪和分田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解放广大劳苦大众，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百色起义”，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随后，红七军又奉命东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则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逐步取代农耕文明所进行的伟大变革中，由于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发生了惊心动魄之巨变，导致了用人方式和商品经济流通方式之更新和不少国企与集体企业被转型、被重组、被兼并、被破产之结局。由此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之大洗牌，许多原先生存状态相同之人经济、社会地位亦发生了巨大变化。长篇小说《河之上》给我们所展示的正是20世纪20~9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桂西百色之真实社会图卷。在这之中，既有一生正直无畏、刚正不阿之老渔民龙尚文，有勤恳工作，然只满足于现状之“水上派出所所长”龙海洋，有盯着富商钱袋、喜傍大款之《北城日报》总编韦杰夫，有隐性埋名、为富不仁之“右江商贸公司老板”杨宝章，有采取不正常竞争爬上高位、惯耍阴谋之“市公安局副局长”廖兆武，又有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之青年记者龙鲲鹏和痴情不谙世事之美女杨鸿雁等等。这些从不同家庭走出来的人，由于各人之周遭际遇迥异或对命运之把握程度不同，因而每个人都在时代转型期社会裂变中要么成功或沉沦，要么逃避或走向毁灭……《河之上》从多个层面写出了这个社会各类人截然不同的命运与结局，因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之映像就有了一种厚实和立体感。

此小说最大之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勾勒、塑造了廖兆武、杨玉章两个人物形象。关于这两个人物，我想也许会引发读者不同反响，因为他们均不是作品之“正面”人物，而是从其不寻常之出身（一个是烈士廖青松之孙子，一个则是土匪头熊大炮之儿子）而在时代变革中或不葆革命本色甘心堕落或缘于邪恶势力本性坏事做绝、一步步走向人民对立面之“负面形象。”然文学对社会之功能乃是多方面的，小说中廖兆武、杨玉章两个人物之存在价值，在于他们用自己不光彩的言行帮助社会去探究为什么旧体制中之小人物能够在这时代大转折中发生异化和裂变？从此意义上说，这两个负面形象是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贵为码头派出所所长之廖兆武是烈士廖青松的孙子，此人好耍阴谋且流氓成性，他第一次与杨鸿雁喝酒时，就使计乘杨喝醉奸污了她。特别是他当上了码头派出所所长握有一定权柄后，便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权谋私、以权侮人之路，后亦靠耍阴谋坐上了市公安局副局长之交椅，成为逼迫北城老渔民龙尚文走上绝路之罪魁祸首；杨玉章虽是国民党城防司令熊大炮与北城医学世家美女陆亚妮之“混血儿”，然在时代变革之前，其父被政府镇压后，他隐姓埋名在故乡岑王老山深处当矿工，“在窟窿道里拼命地干活，从工人到副矿长，”然由于经营不善，矿山倒闭了。后来时代之变革给他带来了发财契机，乘改革开放春风，杨“把矿山承包了下来”。不久，他借发现新的“矿脉和矿种”，不仅扭亏为盈，且实现了重回北城创业之梦想。回到北城后，他又靠“租下十个商铺20年的经营权”，靠收铺面租金发大财。此外，他还靠源源不断从岑王老山岩洞里，把其父埋藏之金银运回到异地换钱，终于成为北城暴发大户。之后，他又与掌握实权之廖兆武等人勾结，在码头建别墅、茶园，还欺骗政府，出台什么禁捕鱼告示和强行搞什么“右江房地产江滨项目启动仪式”，且不预先通知以捕鱼为生之码头渔民们，还要强行拆迁包括老渔民龙尚文、廖春六他们的住房，一步步暴露他为富不仁的真面目……廖兆武、杨玉章现象说明，只要改革中权力寻租游戏不受监督和政治纪律与法律约束，那么不论是在任何家庭背景和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都会产生出这样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人来。小说塑造廖兆武、杨玉章这样的负面形象，无疑为当下社会敲响了警钟。

《河之上》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龙鲲鹏与龙尚文父子俩。此两个人的形象无疑是黄佩华先生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亦是支撑小说的精神所在。先说龙鲲鹏，他是北城老渔民龙尚文之次子。他大学本科毕业，且是个大才子和名震右江的诗人。龙鲲鹏大学毕业后本可留在大城市工作，然他毅然返回故地北城，与《北城日报》签了就业合同，成了一名记者。由于龙文笔好，是该报响当当的主笔。为此引起了富商杨玉章注意。一次隆重宴饮后，杨玉章便道出自己宴请龙的最终目的——代笔写一部自传，稿酬是20万元。弄清杨之意图后，龙顿时陷入了矛盾之中：写吧，有违新闻记者之职业道德；不写吧，又感到白白失去了“发财”机会，因为杨之经历太“传奇”了！思来想去，他最后还是委婉拒绝了。后来，为了筹集父亲做心脏搭桥的手续费，他只得昧着良心与杨玉章签订了写作合同，还提出了“额外约法三章”。就这样，龙鲲鹏凭借听了“杨玉章的自述录音”后，便立即构思谋篇，认真写作。未几，一部20万字的《老山之子》报告文学稿便杀青了。征得总编韦杰夫同意，该报告文学终于在《北城日报》连载了。后由于受到杨玉章故地老山读者杨荣生控告，称杨玉章之身世有假，为正视听，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龙鲲鹏又只身前往岑王老山寻觅知情人。再说龙尚文，他一生正直、倔强和富于正义感和有恩必报之爱心，当他听说大儿子龙海洋被撤职时，便多次登廖兆武之家门问个究竟；当他听说廖兆武居然靠耍阴谋夺去了大儿子龙海洋晋升机会时，怒不可竭地找廖兆武当面质询；当他看到码头上贴有禁捕鱼“告示”时，当即上前撕了精光，并联合码头“几十户”渔民上市政府“抗议”；当他看到恩人廖青松被土匪残害后，当即冒着危险去为他收尸。几十年后，又为他办了第二次葬礼，并让两个儿子当堂认他为“祖宗”；当他听杨玉章使计要开启“右江房地产江滨项目”并铲除渔民住房时，又怒不可竭地找廖兆武和市政府质询……由此可见，作为老渔民，他是何等正直与倔强！然此种性格到头来亦害了他，说明他脑子里缺少了智慧和深思，不存在崇高之政治道德，做事仅仅出于市井小人物之本分天性而已。由此看来，他并不是那种高、大、全形象，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都市人物。这两个人物形象表明，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人，尽管囿于阅历经验，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他们身上却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实现百年中国梦的坚强力量；再者，在改革中我们固然需要那种叱咤风云之勇者，然亦需要那些讲究斗争、做事策略以及珍惜自己生命的智者，进而提出了弘扬传统道德、遵守政治纪律、规矩以及重温群众路线之重大命题来。

总之，黄佩华先生的《河之上》是一部抒写人物、刻划人物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新作，期待他在今后的岁月里，为家乡人写出更多更好表现、反映百色人民精神风貌、人格个性之好作品来！

（友情提示：10月22日，广西新华书店将在百色学院为东西、黄佩华、凡一平三位著名作家举行读者见面会。）

新闻推荐

中国大银幕。10月12日，黄晓明现身在上海举行的电影版《城市猎人》的项目启动发布会，宣布将饰演男主人公寒羽良，并兼任出人品，唐季礼任该片监制并担纲导演。 在当天

日本著名漫画家北条司代表作《城市猎人》又将被搬上中国大银幕。10月12日，黄晓明现身在上海举行的电影版《城市猎人》的项目启动发布会，宣布将饰演男主人公寒羽良，并兼任出人品，唐季礼任该片监制并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