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建国
近期,国内两大人物引发媒体关注:一个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一个是斥资两亿元操办婚礼的演员、歌手黄晓明。谁也没有料到,看似不相干的两起事件不期而遇,竟引发国民关于价值观的热议。
关于这两件事情的口水仗,起因是屠呦呦“默默无闻的寒酸”和黄晓明“张扬浮华的奢糜”。屠呦呦获奖后,面对记者“奖金怎么使用”的提问,和其先生开玩笑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再看黄晓明:婚礼耗资两个亿,超百位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共办了72桌,加上宾客、记者和工作人员等,约2000人参加,以至网友调侃:上海虹桥机场,挺住!
于是,人们发话了:读书还有用吗?一个顶尖的自然科学家比不上一个靠脸蛋与演技谋生的明星?两种观点激烈碰撞,同情屠呦呦的网友痛呼“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力挺黄晓明的粉丝辩解“演员自有演员的贡献”,舆论上纲上线,闹得沸沸扬扬。
客观地讲,屠呦呦和黄晓明都是各自领域的成功人士。处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屠呦呦穷尽毕生心血,历经坎坷,不惜以身试药,研究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功莫大焉。处于演艺界的黄晓明,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爹妈赐予的帅酷外形,博得人们喜爱,给我们茶余饭后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同样值得尊敬。
然而,就其为人类创造的价值而言,屠呦呦远胜于黄晓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没有屠呦呦,我们很难说人类“抗疟史”不走很多很长的弯路,不知还有多少人死于疟疾;缺了黄晓明,娱乐圈冷不丁会冒出张晓明、王晓明、李晓明、赵晓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无意纠缠屠呦呦与黄晓明的贡献大小,以及他们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的境遇差异,想要说的是,从媒体对两件事的关注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泛娱乐化倾向孽生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屠呦呦获奖后,媒体敏锐抓住这一石破天惊的新闻,派出记者,腾出版面,予以跟踪报道;黄晓明大婚,媒体更是不惜血本,光记者排队进场就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报纸、电视、网络均使出浑身解数,铺天盖地,狂轰滥炸。从报道数量和报道份量来看,屠呦呦的冷清显然不敌黄晓明的高调。同样是公众人物,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板子应该打到媒体上!曾几何时,一些媒体为了悦人眼球、争抢受众,淡化了社会责任,以娱人的姿态,以媚俗的风格,热衷明星动态,甚至追“腥”逐“丑”,迎合受众兴趣。五花八门的选秀活动,一波接一波;毫无含金量的“真人秀”,你方唱罢我登台;搞笑低俗的体验式节目,充斥荧屏,仿佛整个天下就剩娱乐圈那点事儿。不少家长幻想自己的孩子成名成星、财源滚滚,小小年纪就“赶鸭子上架”,学习声乐表演,电视晚会露脸,也不看是不是那块料,由此催生了多如牛毛的文艺培训机构和高烧不止的高校艺术招生。
在北京,数万“北漂艺人”长年蚁族般活着;在浙江横店、江苏无锡影视城,向往光鲜生活的三四流演员无活可干,有的甚至做起了陪酒陪唱陪睡的“三陪”小姐。当脸蛋即审美、娱乐变主流、浮华成氛围、张扬引风尚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急功近利、一团浮躁,人人变着花样捞钱、争名、谋官,进而污染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现象,罔顾创造精神。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信息碎片化、娱乐眼球化、文化快餐化”的时代,黄晓明挥金如土的大婚事件,正是当今社会病态的功利化价值取向的“活教材”;媒体推波助澜,过度关注,是社会泛娱乐化倾向的幕后推手,值得反思。我们需要明星愉悦大众生活,更需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干得成事业”的屠呦呦式人物,以及他们的革命性创造,否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一句空话。
当发达国家的孩子假期参观博物馆、参加科普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陶醉于《中国好声音》不能自拔,或者不远千里异地追星看演出;当欧美国家的大学生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在攀比消费是否高档、手机是否苹果。一个价值取向功利化的浮躁社会,培养不出具有沉稳性格、深度学识、创新思维、革命技术的顶级人才,有的只会是投机取巧、追名逐利、复制模仿、步人后尘的时代弃儿。
当前,我们正在提倡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需要更多正能量的社会风气引导,媒体应该多把镜头笔头对准那些各行各业孜孜以求的“无名英雄”。明星结个婚、生个娃、出个轨……不值得提到全民关注的高度,舆论应该检讨——这,或许就是笔者对屠呦呦获奖和黄晓明大婚“撞车”事件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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