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皮”乐队主唱出版回忆录我喜欢不合群，讨厌光鲜的赞美

布莱特·安德森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摄影：Justyn Keeley 《涂炭之晨》

（Coal Black Mornings）

作者：布莱特·安德森

版本：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

2018年3月 山羊皮乐队（Suede），1989年组建于英国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独立乐坛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代表性的专辑有《Suede》《Dog Man Star》《Coming Up》等。乐队在2003年解散，又于2010年重组。

英国摇滚乐队“山羊皮”主唱布莱特·安德森（BrettAnderson），在50岁之年出版了回忆录《涂炭之晨》（CoalBlackMornings）。

一身黑西装、黑衬衫的安德森，在经历过“山羊皮”十多年前突然解散、单飞、乐队重组之后，这次却是以作家身份“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山羊皮”有一首同名代表作）于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亮相。观众席上响起的尖叫与喝彩声，伴随着不远处爱丁堡城堡上空的艺术节烟花绽放声，令人有置身于摇滚音乐节的错觉。

书中再现了安德森成长中经历的一场场失败与失落：母亲离开父亲、好友自杀、深爱的女友移情别恋、演出时台下只有一名观众……点题之句“在涂炭一样漆黑的清晨”数次出现，呼应书中的惨淡基调。回忆录在写到“山羊皮”熬出头的前夕戛然而止。安德森仍有少年时的棱角：“写作、写歌都一样，我从来不去迎合商业需求。这书就是为自己写的，出版商要是不喜欢，那就拉倒。”

活动结束后的签售现场，一对中年夫妇在长队中交流：“真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好时光又回来了啊。”

在亮相爱丁堡图书节之前，安德森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的专访。

【对话布莱特·安德森】

从来没被真正接纳过，但这是好事

新京报：你几时开始想要写这么一本回忆录的呢？

安德森：我想，当你当上了父亲，就会经常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喂他吃糊，有一点掉出他嘴边了，我立即拿勺子去接。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能感觉到勺子在我嘴边的触感，跟我小时候母亲喂我的情景一模一样。书的前半部分，我写了很多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然后引申到我与我儿子的关系。

我看过的大多数摇滚乐手的自传都是垃圾。我实在想不出有一本乐队回忆录，纯粹看书本身，能称得上“写得好”的。那类书就是给粉丝写的，没有任何文学价值而言。我可不想重蹈覆辙。

听上去或者野心有点大：我很希望能避开陈腔滥调，写出一本“好看”的书来。我当时觉得能实现的唯一做法，就是把回忆录的重点放在乐队成功之前。也正因如此，书写到了“山羊皮”乐队快成功的时候，就结束了。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对过往做了挺公正的描绘。我最自豪的是对我父母亲的描写。

新京报：你在书里将乐队进入主流视野的渴望形容为“进入糖果店”。在乐队成功的节点，媒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山羊皮”最初凭借音乐杂志NME上一篇乐评获得突破）。但在书里也能看到你对于一些“山羊皮”媒体报道的澄清。你怎么看乐队与媒体的关系？

安德森：乐队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很有趣。我们曾经被冷落了多年，一来是因为我们水平确实不高，二来也是因为在“盯鞋”（shoegazing）风格占主流的时代，一心去探索属于“山羊皮”自己的风格。后来我们慢慢进步，写出了一些好歌，媒体就开始兴奋了。但媒体是不可轻信的，它既不好也不坏，仅仅是一个存在，是一种工具，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只是一种作用力。

乐队要在音乐媒体上得到好评不容易，大多数时候都得受到羞辱。“山羊皮”过早地获得了过高的媒体曝光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很不健康，但发生的时候，你没办法拒绝。

新京报：从C86（1986年NME杂志出版的磁带而引领的英国独立音乐标志性运动），你经历的乐坛发展到现在，你对未来音乐创作与乐坛趋势有什么看法？

安德森：音乐产业今天碰上了点麻烦，最明显的问题是：创作出边缘化好音乐的乐队，已经没钱继续去做这样的探索，这是很悲哀的事。大概从15年前开始，互联网流媒体的普及导致音乐产业的收入锐减。对于在生态链顶端的流行音乐人，他们暂时还没感觉到什么威胁：“只不过是几支垃圾独立乐队生存不下去而已，关我们屁事”。可是等十多二十年以后，我们再看会怎样？音乐产业就像生态系统，假设由肉食动物、素食动物和蔬菜组成；要是把蔬菜割掉了，素食者慢慢就会死光，肉食者很快也没有吃的了。

到那时候，XFactor（电视歌唱比赛）就是最大的赢家，音乐产业最终将会成为广告业。这是我最害怕的。

新京报：即便是在乐队进入了“糖果店”以后，你在人前人后表现出来的边缘感一直都在。比如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却故意出洋相。一边渴望成功，一边是错位感，你怎么处理这对矛盾？

安德森：保持不被接纳的边缘感很重要。我看到有些乐队是颁奖礼常客，经常走红地毯，我就想：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声音呢？我感觉“山羊皮”乐队永远都得去证明自己，不像一些乐队，无论发布了什么，媒体都会写“天啊，真了不起！”即使实际上那张专辑并不怎么样。而我们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媒体对我们总是很客观，因此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局外人，从来没被真正接纳过，25年后依然如此。但这是好事。

要想加深对自己的了解

去写回忆录吧

新京报：你在书里不断回忆，同时也做自我反思与批判，有点像是自我心理分析。你对心理学很感兴趣？

安德森：我对自己很感兴趣（大笑）。自我批判很重要，不少人在读这书时很惊讶：我经常毫不留情地揭自己的短。我并不需要“装”，这是我的一个写作要点：老实说话，别跟摇滚乐手们经常做的那样，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对人生、对自己反思了很多。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以往我不了解的自己。我建议每个人：要想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去写回忆录吧！还能省下不少去看心理分析师的钱。心理分析师做的不过是坐在你对面，将你对自己的提问投射回你身上而已。写书的作用是一样的，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新京报：写书与写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安德森：我想真正引起人们共鸣的都是细节。很多人认为最能引起共鸣的是爱情啊、自尊啊这些“永恒的主题”。我偏不这么做。我歌词里写的都是飘在半空的蓝色塑料袋、风中飞散的杂物、人行道上的狗粪之类的。从细节处入手对我来说更真实。

新京报：Britpop（英式流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20年代90年代初，“山羊皮”乐队被视为定义Britpop的先锋乐队）在中国，今天有不少乐队都自称在玩Britpop呢。

安德森：哈哈，这可真有趣。我想这有点像“雷鬼”，原来是牙买加的音乐，现在伦敦的白人小孩也会去玩。Britpop如今也一样成了在全球各地都被模仿的音乐类型。在英国，乐队自称是“Britpop乐队”会很奇怪，这只是当年一位记者StuartMaconie发明的词汇。音乐记者很喜欢为乐坛造势，这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明显。我想，这是因为1976年诞生的“朋克”浪潮，那是英国很长时间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文化运动。在此之后，记者们都急于创造再一次的“浪潮”。但今天看来他们都已经放弃了，音乐媒体自身都在式微，这又是另一个令人惆怅的话题了。如今再没有人去为新音乐造势，回望过去，还挺令人怀念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当年乐队“在东伦敦那些破旧的排练房里培育出来的”，后来被“背叛”了。写得有点隐晦。其实你指的是什么呢？

安德森：我说的是，最初“山羊皮”的创作，是从底层青年、写实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记录支离破碎的英国与人间百态。可后来出现的几支占据了Britpop媒体高地的乐队，却是把角度彻底换过来了，他们唱的是额手称庆、赞美英国的调子。我十分讨厌这种光鲜的角度，这样简单化的创作，挺丑陋的，态度也过于爱国主义。我们用英格兰的英文口音去唱的歌，从来不是为了去“庆祝”与“赞美”这个国家，而是要去“记录”与“写实”。正因为如此，后来我一直与这几支乐队保持距离。我知道Britpop会永远和这些乐队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我除了远远避开，什么都做不了。

特约记者张璐诗发自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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