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佬与四川书院（下）

四川大学善本书室书柜。

闻宥题四川方志目录。

尊经书院刻本。

王闿运曾任尊经书院山长。

“提督四川學政南皮張之洞捐俸所置書”印章。

1926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医学分馆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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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伟文/图壹 刻书事业 一度元气大伤

雕版印刷，是中国传统书籍的主要生产、制作方式。四川曾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刻书重镇，与浙江、福建鼎足而三，并称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历史上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即刊刻于成都，南宋时期《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眉山七史”等大型书籍的刊刻，续写了蜀中刻书事业的辉煌。然而历经蒙古铁骑南侵和明末张献忠的报复性屠戮，曾经富庶的天府之国社会经济遭到重创，传统刻书业亦随之陷入低潮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

乾隆年间，成都地区已经产生很多刻书铺，其中以江西人开办的店铺名气较大。嘉、道以后，成都地区的刻书事业日渐繁荣，刻书店铺不胜枚举，这里仅就与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密切相关的成都官书局、锦江书院、尊经书局以及四川存古学堂略作稽考。

成都书局成立于同治年间，曾经刊刻《相台五经》《御纂七经》《经典释文》、殿本“前四史”、《新五代史》等一大批经史典籍，字大板朗，刊刻精细，可称之为上品，成为当时士人学子争相购买的对象。成都书局结束的具体时间不可详考，但是其刻书板片的下落却有迹可寻。同治十三年，曾任礼部左侍郎的四川兴文人薛焕联合全省十五名颇具声望的官员学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提学使者张之洞，倡议建立书院，培养蜀地人才。光绪元年春，尊经书院成立，张之洞为此撰写《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拟定尊经书院章程十八条，第十七条为“惜书”，其中提到，“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印售时视纸料定价三等”。其“局刻书板藏于院者”当指成都书局所刻书板。贰 尊经书院 多以经史词章为主

尊经书院成立之初，诸事草创，百废待举，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来主持书籍刊印工作。为了满足教学需求，书院零星刊刻一些经史小学类著作。比如刊刻于光绪元年的《经典释文》，即是由薛焕提供底本、吴棠筹资刊刻，是尊经书院早期刻书的代表。这一时期，尊经书院的刻书经费来源不稳定，刻书难成规模，但为日后的刻书事业提供了人员储备与技术积累。

光绪四年，经学大师王闿运应邀来川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次年六月，王闿运与孙任谋划设立尊经书局，指定斋长负责书局的日常刻书事务，经费从省府库中划拨。从此以后，尊经书院的刻书进入全盛时期。据统计，尊经书院刻、印书籍有目可查的，据黄海明在《概述尊经书院的刻书》一文中统计，大约99种（含丛书2部，若将子目视为单种计，为119种），1912卷，22703块书板。尊经书院刻书多以经史词章为主，也有少数科技类书籍和反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进步书籍，由于品种丰富，校勘精审，质量上乘，深受士人学子追捧。内封或者刻“尊经书局新刻”，或刻“尊经书院藏板”，或于卷末刻书院学子校勘姓名，或于序跋中有所揭示，这些特征是我们今天辨认尊经书院刻书、印书的重要依据。叁 书板忆旧 曾存在旧皇城洞中

锦江书院也有刻书活动，不过不及尊经书院的刻书规模大影响深。咸丰年间，监院李承熙对书院所存刻书板片进行清点，并作详细记录：道光十四年，四川总督鄂山捐发书籍板片五种，分别为《新刻日知录》，计板片连同封面共五百二十二块，《新刻日知录之余》，计板片连封面共五十四块，《新刻菰中随笔》，计版片连封面共三十二块，《新刻困学纪闻》，计板片连封面共四百零五块，《新刻小学》，计板片连封面共一百零六块，书板存藏书之室；道光十六年，锦江书院监院朱公澧存家藏书籍《希有录》板片连封面共二百二十四块，咸丰六年监院李承熙补刊，存藏书之室；道光十九年，四川总督苏廷玉镌刻《御纂八经》，计板片连封面共七千九百六十一块，木架十四架，存文翁祠。而《锦江书院纪略》一书刻于咸丰八年，书板也存于书院藏书之室。

存古学堂设立之后，接收原锦江、尊经书院300余种著作的雕版五六万片，在卧龙桥设存古书局，修补原有板片，刊刻新书，廖平著作《六译馆丛书》即为存古书局所刻。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以后，存古书局的书板移交给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成为校产的一部分。《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一文中介绍，“本校所存木刻书板，共有40155块，由书板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其中有29种14800多块存在图书馆楼下，另外25000多块则因限于经费，存在旧皇城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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