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在北京揭晓四川宜宾石

4月13日，“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在北京揭晓。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在600余个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当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已发现的石柱地遗址，位于宜宾屏山县楼东乡，面积约10万平方米，面积分布之大、时代跨度之长、文化遗存之丰，在川南乃至金沙江流域十分罕见。

石柱地遗址现已出土上万件考古标本，140多座墓葬，重要出土文物近3000件。在此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是将川南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市博物院、屏山县文物管理所仍在对石柱地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今年下半年向家坝水电站蓄水之后，这片遗址将被淹没。

□本报记者 吴晓铃

新石器遗址首现川南

川东、川西、川北都有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发现。此次川南首次大面积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建立早期四川时空的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月24日，从宜宾市区出发，顺着蜿蜒的山村公路翻越多座大山，约70分钟车程，就到了石柱地遗址。这是位于金沙江河谷的一片坡地，滚滚江水奔腾而过，对岸是苍茫群山。

上午7点，工作人员和负责清理遗址工地的20多位民工就到了现场。为了赶在向家坝电站蓄水前清理更多的遗址，他们必须早点上工。在呈坡状分布的遗址区，已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时代的道路、房屋遗址，以及秦汉时期的墓坑。耕土层往下1米多的新石器时代土层，工人们正拿着手铲小心翼翼地刮着沙土，再细心地把土块敲碎，寻找属于那个时代的蛛丝马迹。

这次考古现场的执行领队、27岁的小伙子李万涛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向家坝水电站立项之后，相关考古工作人员就对淹没区进行过考古勘探。直到2006年的多次钻探取样，仅发现汉墓等遗存。直到201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为领队的考古队伍进入现场，开始大面积发掘，惊喜才出现了。

原以为这里就是秦汉古墓。岂料揭开耕土层，以冲沟为界的考古一区台地，向下深挖的第一座墓葬就发现了战国晚期的铜矛、印章等。在三区，很快又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遗址。考古队员凭借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不寻常，他们从原定的2000平方米考古区，开始向周围发散钻探，果然，在靠近金沙江岸的一片桂圆林地，钻到陶片。

申请扩大发掘范围之后，考古队员在三个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柱洞、房址以及石器遗存。李万涛说，柱洞说明古代这里曾有木柱，后来朽烂才形成柱洞。在距离柱洞不远处，有长短不一的浅槽，说明这里曾经修建过房屋。灰坑就是古人的垃圾堆，那些出土的黄褐、黑褐色夹砂陶片以及泥质陶，大多从灰坑内淘来。虽然破烂不堪，仍能看出上面的交错绳纹和刻划纹等纹饰，“这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已经开始在这里生活、繁衍。”

从2010年5月至今，石柱地一共进行了5次发掘。仅新石器时代，就发现石斧、石锛、刮削器、砍砸器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花边口罐、盘口器、高领器和圈足器等也陆续出土。去年10月，相关考古专家前往石柱地考察，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兴奋地表示，“石柱地遗址有力证明了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活动。这次发现，让我们对蜀文化认识有了新突破。”

今年年初，201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送评，李万涛他们准备了基本材料介绍和一批出土器物的图片，3月顺利入围前25位。紧接着花半个月赶出PPT文件，4月12日下午向参加终审的21个考古专家评委作现场汇报，由著名考古学家张中培、李伯谦、严文明等21个评委评审投票，次日石柱地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信息传回，让李万涛等人兴奋不已。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专家李水诚评价：“宜宾历史上是川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石柱地遗址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遗址，可以证实早在史前时期，当地土著群就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吸附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川南金沙江流域特色的文化。”

填补川南商周考古空白

石柱地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战国，再到秦汉，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出土文物数量大、器类多、文化遗存内涵丰富，令人惊叹。

站在发掘现场一片鹅卵石砌成的地上，李万涛告诉记者，“你正走在明清时期的街道上！”这条长约100米的街道，鹅卵石路基砌得异常坚固。一旁已经清理出的明清时期的遗存，有非常明显的房屋基座，灶台基石，甚至一处灶台前方被火烤炽后留下的红烧土也清晰可见。顺着土方跳下一个一米多深的方形大坑，就 “穿越”到了新石器时代。

李万涛还记得2010年初的惊喜，“刚把明清层揭开，就发现五座土坑墓。”拿着手铲仔细向下刮，发现又有新情况——两座土坑墓的底部，居然有一处半圆形的痕迹，在这处半圆的下面还发现了人骨。“这是怎么回事？”把整座半圆形遗迹清理出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座西汉时期的瓮棺葬。

此后4次发掘，发现了石室墓、砖石墓、瓦棺葬、土坑墓等众多墓葬形制。宜宾市博物院院长罗培红说，“除了崖墓、悬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石棺葬，石柱地遗址发掘的140多座墓葬，几乎包含了古代先民最主要的墓葬形式，为研究古人丧葬习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遗址现场，一处长约10米，宽两米多的凸字形竖穴土坑墓已清理结束，仅剩下墓壁。这座墓，因为距地表很浅，破坏严重。在墓室的底部，发现了一些铜钱和陶器，除去铜钱上的尘土，考古队员欣喜发现，钱币竟然是王莽在西汉末年篡位执政的短短15年间发行的“大泉五十”，相当珍贵。

同一时期的几座汉墓，还出土了陶俑、陶房、陶罐等器物。在临时库房，工作人员已经复原了一只陶鸡。公鸡仰首打鸣的造型栩栩如生。李万涛透露，他曾在一座汉墓发现了一件破损的器物。下面是乌龟，龟背上坐着蟾蜍，蟾蜍手上还举着东西。待他回到三星堆的工作室将其复原，才发现这是一件造型古朴别致的陶灯。“这不仅可以看出古代先民的丰富想像力，也能证明当时的手工艺也已经相当先进。”

在一处汉墓墓壁，每一块砖都刻有精细的乳钉纹，其上可以清晰看到小鸟、野鹿等图案。墓底砖材质稍差，却也切割成了梯形、长方形等不同形状，拼接出了不同的图案。不远处的一处蜀汉墓，墓底还铺着一层卵石。李万涛说，这里靠近江岸，这样的墓制形式，利于墓底散水。

随着发掘的不断推进，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大量涌现。罗培红说，“历史曾记载宜宾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可从未找到佐证。”而石柱地出土的尖底杯、盏、圜底钵、圜底釜以及花边口沿罐等器物，恰好填补了这块史料的空白。

李万涛指着出土文物照片里一个小指头大小的青铜器说，这种器物，原本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种炊具，学名叫铜鍪。“这个是浓缩版，用作冥器随葬。”该文物出土不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鉴定为：“目前全国发现最小的一个铜鍪”。

另一个青铜蝉翼带钩，看上去相当精美。不仅蝉形栩栩如生，带钩还饰以金边。李万涛说，带钩就类似现代的皮带扣，古代是一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两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四川的铸造业甚至整个经济的兴旺发达。

川南先民会煮“甑子饭”

石柱地遗址的文物，不少具有典型成都平原、峡江地区的特征。为何“双肩石器”会在金沙江边出现？已发现的140多座汉墓分布广泛，迄今为止还没发现房屋的遗迹，当时的先民住在哪里？

石柱地考古发掘，曾被诸多谜团困扰。在西周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其中上部、左右呈弧形，属于“双肩石器”的石斧，是南方人群的特有文化特征。在此以前，四川仅在青衣江边发现过这种器物。

遗址出土一套三足双耳陶罐，其中一个陶罐的罐口直径和另一个的罐底直径恰好一致。四川大学教授宋治民推测这是古人煮饭用的，类似于现在的蒸锅。两个陶罐可以套在一起使用，上面的为陶甑，下面的为陶釜。釜内放上水，甑子里面就可以蒸食物了。这套陶罐，属于战国时期还是西汉初年，一时无法判断。

考古的魅力和乐趣也正在于跨越时空。周科华领队认为，“像新石器时期的平折沿花边口罐、盘口器、高领器等，包含有成都平原、峡江地区史前文化因素；而花边口沿罐则明显带有峡江地区风格。”但是，为何几千年前相隔数百公里的会出现同样的器物？峡江文化、成都平原文化与金沙江流域之间的关系怎样？需要深入研究。

宜宾博物院院长罗培红认为，在石柱地发现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的文化，至少可以证明这里曾是一个文化传播的通道。宜宾自古以来就是川滇交汇的枢纽。至于南方文化特征的“双肩石器”在该地区发现，可以勾勒出从金沙江流域到青衣江流域，再到云南的一条清晰传播路线。

考古专家们大胆推测，古蜀人南迁其中一处重要据点就在石柱地。据史料记载，秦灭蜀之后，曾有一支战败的蜀人从成都平原出发，南迁至云南和越南北部。在越南北部，曾考古发现过和三星堆一样的牙璋。李水诚教授认为，“石柱地遗址，不仅是蜀人南迁的重要落脚点，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和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宜宾很早就开始和云贵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存在密切的茶马盐贸易活动，巴蜀与滇缅族群也长期存在着经济和文化互动。”

在石柱地遗址附近的叫花岩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酒具出土，让罗培红他们尤其兴奋，“大家都知道宜宾有五粮液，没想到这里的酿酒历史早在4500年以前就有了。宜宾被称为酒都，名不虚传。”

考古现场，几乎每一个探方的土壁上，都划上了明显的年代区分线。有的几乎水平，有的则倾斜向上。李万涛说，这处遗址迄今还没发现唐宋时期遗存，导致“出现了几百年的历史空白期”，“要么遗存被后代破坏了，要么我们还没找到。”

未来的几个月，抢救性发掘还将继续。后期研究，更将持续多年。也许到时候，石柱地遗址曾经发生过什么，会有一个更清晰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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