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3周年。同济大学的历史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
同济的前身是中德合作的德文医学堂,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博士以同济医院为依托创办于1907年,翌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称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09年,同样由中德合作创办、被很多教育史研究者视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青岛德华大学(全称“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第一任校长为德国地质学家格奥尔格·凯贝尔博士。如果不出意外,这一南一北两所大学将按照中德双方商定的规划稳定发展。但清末中国积贫积弱,所谓“中外合作”其实是“外强我弱”,基础不够坚实,所以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岌岌可危。同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正为此做了注脚。
1908年同济德文医学堂校门
同济医院外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因为德国在日德战争中的失利,德华大学被迫停办、解散,43名学生包括土木科30名、医科4名、法政科9名并入同济,同济土木工程教育就此开始,并终成世界知名品牌。时至今日,青岛人还为同济土木学科源自青岛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30名土木科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刘铨法于1914年进入德华大学,随即转至同济,后于1921年毕业。刘铨法在担任青岛礼贤中学校长期间,曾力主设立土木科和德文科,开风气之先。1919年出生的同济百岁教授傅信祁回忆:1937年我17岁,就读于青岛礼贤中学高中土木科二年级。刘铨法还曾与同济签订协议,明确礼贤中学土木科毕业生成绩前5名者可免试直升同济。4名医科生中包括小提琴演奏家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他于1916年毕业后以行医为生。2013年、2017年,谭岳峰嫡孙谭国璋先后两次将保存多年的祖父遗物,包括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厂生产的无反射检眼镜、德国莱比锡bilz出版社出版的德文医科典籍《新自然疗法》、一箱美国产和一箱国产医用镜片等捐给了同济。也因为这样的渊源,青岛德华文化研究中心暨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青岛基地于2015年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被炸毁的主楼
青岛德国德华大学旧址现为济南铁路局等单位办公用房
孤立地看,接受德华大学部分遗产,开办土木工程教育,就是同济在第一次大战初期所谓的“得”。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同济迎来了巨大的无法修补的“失”。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失去了美丽的家园。首先是1914年法租界向西扩张,同济校园被纳入法租界。第二年,为纪念英年早逝的埃里希·宝隆而得名的宝隆路(今陕西南路)也被改称为亚尔培路。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同济“三·一七”事件爆发。当日,法租界当局以同济系德国产业,以防止德人利用同济师生、技术、设备制造武器为借口,出兵包围了由德方设计并主持建设的德国风情校园,同济师生被迫离开学校。
宝隆医院大门
同舟共济,自强不息。校园丢了,但同济人的精气神还在,更幸“朝野人士莫不竭诚营救”。多方斡旋无果后,同济迁往地广人稀的上海郊区:吴淞,暂栖于中国公学及炮台湾海军学校等处。鉴于中德间的关系,同济校董会也进行了改组,江苏奉贤(今属上海)人、曾留学日德的27岁阮尚介成为同济首任华人校长,同济自此开始了“华人自治”时期。几年后,一座中西合璧、蔚为壮观的校园出现在了吴淞,引得世人啧啧称叹,校园旁那条很长很长的路也顺利成章地被命名为“同济路”,并一直沿用至今。为迎接首批两位女生的到来,实现“男女同校”,校园里还出现了一幢女生宿舍,今日同济校史馆的外观就是模仿她的。在崭新的校园里,同济还光荣地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首批国立大学之一,从此称“国立同济大学”,称雄上海滩。也是在这里,同济举行了规模盛大、享誉一时的建校20周年庆典。似乎灾难已成了过去,光明、灿烂的前途正在向同济招手。
吴淞同济大学大礼堂及工科教学楼
吴淞同济大学女生宿舍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积贫积弱的国土上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何其容易。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同济校园被炸得一片狼藉,所幸学校很快就告复学,逃过一劫。这一年,正是同济建校25周年。幽默的德国教授们还不忘苦中作乐:他们请来一名华人教员作为见证者,和一只硕大的哑弹一起合影留念。
德国教授和炸弹合影1932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作为淞沪抗战的主战场,同济校园遭到了日军毁灭性的轰炸,终成一片废墟。今天上海音像资料馆还保存有当年同济吴淞校园遭日军轰炸后的部分视频资料。伴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同济从吴淞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和吉安,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宜宾李庄,行程万余公里,六易校址才算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李庄度过了清贫但安全的6年(1941-1946)。在此期间,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但同济却秩序稳定,规模稳中有升,成为医、工、理、法兼具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正因为这样的缘分,长期以来,李庄一直被同济视作第二故乡。
台湾校友徐为康手绘迁徙地图
2018年春,“民国三十四年同济大学感赠罗南陔木牌”在李庄被发现后由宜宾市博物院收藏。该木牌文由时任同济校长徐诵明撰写,电影表演艺术家祝希娟之父、同济附设高工校长祝元青所书,记载了抗战时期同济内迁李庄、以李庄知名乡绅罗南陔为代表的罗氏家族对同济的鼎力支持,再现了李庄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精神,所谓:盖安定同大(即同济大学),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聪明伶俐的罗南陔之曾外孙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逯钦立之孙女逯浩圻,怀着对家族史的敬畏和好奇,斜穿大半个中国,从吉林长春考入重庆大学,2016年又辗转来到同济攻读硕士学位,再续李庄罗家和同济之缘,成就了一番佳话。
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济开始酝酿“复员”上海。以1946年6月1日校长徐诵明开始在上海办公为标志,同济正式“复员”上海。因为千头万绪,房源紧张,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同济分散安置在多个地方,其中工学院就坐落在其美路(今四平路),其原址为上世纪40年代初由日本建筑师石本喜久治主持设计的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立中学校(今“一·二九”大楼)。这也是同济整个四平路校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建筑。当时,校园西北角还留有日本小型军用机场的痕迹。
再来看看同济离开后的原址陕西南路校园。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中国却“胜而受辱”,同济也未能收回该校园继续办学。取而代之的是中法两国合办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后辗转发展成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今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中路校区,1999年还被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在该校园南三楼女生宿舍外墙上,还保存有一块功德碑。根据上海理工大学吴禹星博士的最新研究,这块功德碑是1917年1月落成的,记载了1915年一批颜料大王及商号捐建该宿舍的相关情况。但令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启用两个月后,“三·一七”事件就爆发了,该宿舍连同这块碑石便换了主人。显然,这块功德碑也是同济乃至上海近代风云变幻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复兴中路1195号,原为同济大学,今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复兴中路捐赠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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