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速度 崛起千亿智能终端产业

□ 杨波 侯云春

宜宾抓住了智能终端产业西迁机遇

——对话深圳手机协会副秘书长余京蔚

智能终端产业，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租金成本、水电成本上涨，逼迫手机企业向西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该产业体量大，是朝阳、无污染、带动就业强的产业，是内陆城市招商引资的重点。

全国80多个城市和深圳手机协会洽谈过，要招商引资深圳智能终端企业到当地投资。为何宜宾从中胜出？本报记者赴深圳采访了深圳手机协会副秘书长余京蔚。

记者：手机产业为何向西部城市宜宾转移？

余京蔚：从大的历史趋势看，主要是劳动力和成本原因。二战后，电子信息产业从欧洲转到四小龙，中国改革开放后，又从四小龙转到东莞、惠州、顺德、深圳等区域，现在则开始转移到西部。

可以说，是人工成本、租金成本、水电成本逼迫手机企业向西转移。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记者：如果说智能终端产业转移是历史必然的话，为什么不流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呢？

余京蔚：东南亚的人工等成本虽然低，但缺乏产业配套。其次，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那里工业化才起步，工人缺乏训练，订单来的时候，要赶工，他们是不会加班的。因此，目前智能终端产业只能往中国西部转移。

记者：深圳手机企业也在向盐城、郑州、遵义等地转移，这过程中，宜宾缘何脱颖而出？

余京蔚：手机这个产业体量大，是朝阳、无污染、能带动就业的产业，地方政府很看重，纷纷来深圳招商，企业此前也尝试了一些转移，有些经验教训。

目前，中国生产的20多亿部手机，八成都在珠三角制造，配套企业3万家。

从2009年，深圳手机协会便开始着手转移。当时，许多企业去江西，由于缺乏相关支持，企业纷纷失败。金立手机，也曾回湖南，但最后失败回来了。总结失败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产业链配套。

手机产业，首先要考虑时间成本。一个手机配套产业链，除了主板（100多种配件），还有二三十个配件。这些配件主要集中在深圳为中心的半径2小时范围内。外迁办厂，一旦脱离了配套产业链，就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富士康转移到河南能活下来，是因为苹果一年只有一款机型，配套产业链稳定。而金立手机，转移到湖南，有多款机型，这就意味着需要很多个手机配件。因此，供应链管理更难，稍出问题，就很难活下来。

对企业而言，去任何地方，都是伤筋动骨，都是生死抉择。在产业链没有健全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决心和支持。任何一个产业都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发展起来，因此，需要政府耐心培育，不能杀鸡取卵。

通过几年的转移摸索，深圳手机协会总结出手机产业转移要满足的四大条件。第一，机场要有通往深圳的航线，提高沟通效率，降低时间成本。第二，要有海关，一体化通关，保税区报关，封仓一次性出口。第三，需要领导重视，这是最大的条件。第四、当地财政，财力一定要支撑，三到五年手机产业不赚钱，需要培育。

在这些经验基础上，深圳手机协会在2016年就把产业转移的大旗扛到了宜宾。

宜宾市委书记刘中伯是第一个到协会联系合作的市级“一把手”，并与深圳手机协会会长孙文平达成了合作共识。随后，深圳手机协会在和宜宾有关部门领导接触过程中，被他们的高效、诚恳感动了。宜宾市长杜紫平多次带队来深圳招商；宜宾市委常委李学焦，没日没夜地工作，在深圳五天睡了18个小时，招商团队很拼命。宜宾市副市长廖文彬、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陶学周、副主任曹杨等一家家企业登门招商，吃盒饭、坐地铁、骑共享单车拜访企业已不是新鲜事。

2017年7月7日，因飞机晚点，李学焦、曹杨为迎接二十多个企业家，一直在机场等到凌晨4点，对此大家都很感动。

除了政府高层的支持，下面的工作人员也全身心支持。原临港开发区经贸科技局局长、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胡波，带着工商、财政、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过来深圳考察了4到5天，对应深圳相关部门学习，和企业交流，谦逊务实，海关怎么报关，出口怎么退税，学习全产业链，服务手机企业。

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宜宾智能终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深圳手机协会与宜宾的合作已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招商协议范围。

记者：宜宾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迅速，其成功经验有哪些？

余京蔚：宜宾成功的经验，我认为首先是政府+协会的招商模式。协会引导，搭台牵线当红娘，介绍企业和宜宾认识，谈判出问题了，协会协调。其实，要带领手机企业整体转移宜宾，协会也有很大压力，要是失败了，影响巨大。但宜宾市和深圳手机协会双方都有信念，这个产业是可以做起来的。

其次，转移到宜宾，企业成本能降低许多。人工成本，宜宾2000元到3000元，深圳4000元，差价1000元；房租，深圳市区要40元每平方米，最便宜也要15元。宜宾，前三年免费，后两年半价；深圳用电1元一度，宜宾只要0.39元，此外还有物流补贴、出口补贴。

第三，是全产业链招商，整体转移。产业链配套，是为了解决时间成本、物流成本。同时，配套企业跟着整机走，能就近服务。配套企业西进，也能享受优惠政策，降低制造成本。

记者：宜宾进一步发展智能终端产业，当前和今后还要做哪些方面努力？

余京蔚：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政府要有耐心，加速做好产业配套。未来这个产业能否发展起来，取决于配套企业能否发展起来。因此，政府要有信心，持之以恒地培养这个产业。其次，政府要让已落地企业更好地生长。一些城市配套，解决好员工就医、孩子就学等难题。第三，努力做好口碑，有利于更多企业集聚宜宾。

深圳领歌：

努力打造宜宾第二张国际名片

领歌，一个定位消费人群为时尚年轻群体的智能手机品牌，市场覆盖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行业称为“东南亚小王子”，年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台。取得这样战绩的，竟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年轻团队。

8月，领歌成功与英超球队热刺签约，双方达成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领歌正式成为热刺俱乐部全球唯一手机品牌合作伙伴，成为继华为、OPPO后第三个牵手国际顶级豪门俱乐部的国产品牌。

在深圳领歌集团总部高级副总裁周利东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领歌的吉祥物小恐龙Lino。“远古时候，恐龙曾经是地球上的霸主，我们做手机，也要在产业里有一席之地。其次，恐龙吉祥物很可爱，有年轻时尚文化气息。”周利东说。

领歌团队很年轻，但他们一直抱着一颗学习成长的心，“追求时刻成长”这样的理念在总部办公室随处可见。

8年前，领歌创业进入手机行业时，周利东和董事长庄晓丰及另一合伙人谢智杰，年龄均二十出头，在大人眼里还是些孩子。但周利东说：“别看我们年龄小，但我们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我们当时相信，手机会成为消费品，成为爆发品。”

在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从MP3、DVD，到功能机、再到智能手机，见证了整个时代的进程。2009年，成千上万家贸易企业在华强北掘金。领歌集团的前身也是在当年创办，从做贸易起家。

“当时，我们觉得做贸易这种模式不能做长远，没核心技术。”周利东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资本可以跟行业大佬直接抗衡，只能差异化竞争，当时，3G刚出来，我们就直接切入3G手机，做的手机不仅可以电话、短信，还可以上网，一炮打响。”

“2011年，有了安卓智能手机，领歌又抓住新机遇去做智能手机。当时，许多人不敢做，看不清未来，投入比较大。而且当时很多人做了都亏本，但领歌不但没亏本，反而尝到了智能手机的甜头，更加坚定了转型智能手机的信心。”

为什么总是冒险？周利东说，因为年轻人更敢闯吧，同时，身上还有潮汕人敢“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2014年开始，手机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领歌团队意识到市场的竞争最终将演变为品牌的竞争，因此毅然决然将绝大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有品牌领歌，而逐渐缩减了贴牌业务。2014年7月，领歌选择在马来西亚发布第一款领歌自有品牌手机，很快便进入了马来西亚手机市场的第一阵营。

周利东说，之前，领歌做过欧洲市场，一款产品，送到欧洲3周，检测一周，反过来要两月，因时差、沟通、距离等问题，影响效率。后来，选东南亚做品牌，是因为距离近，华裔比较多，沟通更便捷。同时，东南亚人口多，缺少品牌，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做出一个品牌。

在马来西亚发布自有品牌手机后，旗开得胜，收到了许多订单。随后领歌进入了新加坡、越南等市场。

周利东说，做品牌，企业不仅收获了市场，而且还可以提升资源整合的能力。要供应商愿意和你打拼，如果得不到上游核心资源的支持，就很难发展。比如，2015年和2016年，由于经历了三次的行业资源荒，许多手机企业拿不到第一手资源而被洗牌出去了。领歌深刻地意识到得资源者得天下，因此不断提升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获得了业内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不仅顺利渡过了资源荒，客户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也得到了几何级增长。

提及领歌为何选择去宜宾投资？“这是历史的选择。深圳电子企业最集中，如果你去华强北走一圈，你可以组装一台苹果手机。但为什么要离开深圳？因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房价、物价太高了、承受不了，人才留不下来，纷纷回老家了；同时，深圳企业太多，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周利东说，“宜宾市的招商团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他们‘贴身保姆，终身管家\’式的服务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宜宾的领导班子非常富有朝气和活力，也有非常大的决心和毅力促成这个产业的发展，这让我们看到了智能终端产业在宜宾发展的未来，我们愿意让领歌这个品牌在宜宾开花结果，努力将领歌打造成为继五粮液后，宜宾城市的第二张国际名片。”

深圳腾卓：

依托宜宾生产基地开拓更多海外市场

在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本报记者采访了深圳腾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泽俊。他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使他怀揣梦想：让公司制造的产品，去不断开拓征服海外市场。

卓泽俊是宜宾人，2000年到深圳大学读书，学企业管理。2004年毕业后到房地产企业工作1年，2005年后，在金融机构工作4年。

缘何放弃原有工作，进入手机产业？“那时，去华强北多看了一眼，就进入手机行业。”卓泽俊笑言。

“在当时，深圳华强北一个很小的办公室，转让费就要5万元，贵得吓人。要是这个行业不赚钱，转让费不会那么贵。”卓泽俊凭直觉判断手机行业很赚钱，于是和在IBM工作的同学及公司的王工从功能手机做起，开始了创业。

“当时国产手机在国内卖得并不好，但我们看到了，农村市场、国外市场足够大，这个产业会爆发。后来发展证明了，国内不知名的传音手机，在海外每年能卖1亿只，销量和华为差不多，很了不起。”卓泽俊说，手机产业，过去政府牌照管制，不让做，没发展起来。2008年，国家放开了手机牌照，一夜之间，深圳涌现出2000多家手机企业，现在由于竞争只剩下几百家，但整个行业还是发展了起来。

深圳的手机产业，是从华强北开始的。当时，制造山寨手机。但是外界都觉得在抄袭苹果、三星。其实，“山寨”也有许多创新，金属中框、锌合金壳料、语音王、中国红配色等就是“山寨”发明、最早进行批量运用的。“经过多年锻造，深圳手机企业已经很有狼性，他们天天在市场上拼刺刀，以免提前出局。”卓泽俊说。

“依靠大家的努力，腾卓生存了下来。”卓泽俊说，腾卓采取的商业模式是，销售人员在国外，生产在国内，研发在深圳。目前，要在中国做一个品牌，很难，可以说要开着飞机撒钱，才能做品牌。但国外还会有许多机会，比如，公司正在进入的孟加拉国，那里是个2亿人口的大市场。

对企业为何要转移到宜宾发展这一问题，卓泽俊坦言，公司起步的时候，依靠轻资产模式，发展快。但到了一定程度，就要适度重资产。有厂房，能制造出品质好的产品，更有利于开拓市场。订单多时，就能够保证货源。“当前，在宜宾投资，政府支持力度大，这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包括上市融资等。”

卓泽俊表示，作为宜宾本土企业，公司可以通过手机制造技术，转型开发一些新产品，比如智能水表、智能气表。公司可以把宜宾做成示范点，打开新市场。

在海外闯荡多年，卓泽俊认为，深圳人可以说最务实，正因为他们的务实精神和努力精神，成就了多种多样的企业。

“国家是‘蚁后\’，我们是‘工蜂\’，实业要冲在前面。”卓泽俊认为，中国人口多，勤奋、肯干事，中国人有家国情怀，家族意识，做事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为家族、为国家，更有奋斗动力。他将依托宜宾的生产基地，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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