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单位

□徐 彬

那年腊月，单位要派人去福建接统配的运钞车。因为长年蜗居小城，孤陋寡闻，很想出去见见世面，便主动找到领导，揽下了这份差事。

出发前去市里上级单位开介绍信，领导嘱咐说：出门在外人地生疏，沿途最好去找当地的兄弟单位联系食宿、停车，确保人车安全。——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大系统，在全国各地甚至乡镇都设有分支机构，有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标识：圆形绿底，中间有一枝金色的麦穗。我那时人年轻，经历阅历都有限，心想到了一地，找到“兄弟单位”，亮出介绍信，不就跟到了亲戚家一样吗？吃住都会有人管的。

去时我们是坐飞机过去的，没打扰着兄弟单位。接了车回程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幼稚：完全是一厢情愿把自己当成了别人的亲戚。

从福州出发往回赶，停车歇息的第一站是泉州。在市区绕了几个圈，才找到兄弟单位。当我们找到办公室主任递上介绍信时，并没有出现我想像中主人接待远方来客的热情场面，比如最基本的握手、沏茶、让座之类。那主任端坐大班台后，看了介绍信，哦，宜宾的，宜宾在哪个地方？我本想介绍宜宾在川南，金沙江、岷江交汇之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出产“五粮液”，忽然想到我们出的是穷差，后备箱又没有带着五粮液作礼品，便噤了口。主任看着我们，似乎犹豫了一下，才勉强同意我们在他们机关大院停车住宿，挥手让我们去找管理员，便不再搭理我们。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但想着两台新车放在单位院里安全些，只好勉强住下。晚上躺在兄弟单位的床上，心里装满了热忱投亲却遇冷落的委屈。

离开泉州上路，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气。沿途经过漳州、普宁，兄弟单位给我们的待遇都差不多，不过我们已经不再奢望兄弟单位把我们当亲戚看，心里平和了许多，只要求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不出事情，连人带车安全回到家里，不负单位的委托就行。

在广州边上的增城（那时还是县），我们又被人轻贱了一回。兄弟单位的李主任看了介绍信，一脸的不屑：你们跑这么远，就接两台这样的车？我说是上边统配的，我们那儿穷，连这样的车都缺。李主任说本单位没车位了，让我们把车停到街对面的停车场去。我问安全不？李主任说：这种车哪个会偷？——我们几千里从四川到福建，结果接了两台连小偷都看不上的车。只是李主任同意我们住他们的招待所，说给我们打八折。末了又指着窗外边说，你们可以去那边大排档吃饭，便宜些。完全是一副随便应付、打发的态度。

仔细想来，也怨不得兄弟单位的冷淡。福建、广东是什么地方？“东南沿海”一线，经济发达，看“内地”都是居高临下的。兄弟单位财大气粗，看不起盆周山区来的穷亲戚，也很正常，谁见过穷亲戚走富亲戚，不看人家脸色的呢？

我们一路向西，出了广东横穿广西，再没去找过兄弟单位的麻烦。从锦屏县进入贵州省，车窗外一路的繁华没有了，代之以树木稀少的高山峻岭，破败低矮的平房；路上也没有什么小车，只有零星的班车和挂着防滑链的货车。我知道贵州是一个比我们那儿还贫困的地方。那天，雨雪交加，气温骤降，车窗紧闭也觉得僵手。算时间已是腊月隆冬季节，平坝地区都该冷了，何况是云贵高原。当我们一路泥泞赶到三穗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雨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车在街上梭巡间，猛然就发现街边一处楼门上那个熟悉的金穗标志，也没多想就一头扎了进去。

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的一位老同志，看了介绍信说：四川来的客人哦，我马上去叫主任来！一会儿主任匆匆上来，连声说欢迎欢迎！还称我为“老徐”，尽管他明显比我大十多岁。主任说单位正在开营业所主任会，让先前那老同志领我们到客房休息，吃饭时来叫我们。

我们几天来第一次感到一丝慰藉。斜躺在客房床上，屋里虽然没有空调，心里也很温暖。

天黑时分，主任来请我们到饭厅吃饭，把我们安排在主桌。领导对大家说：这是四川宜宾来的客人，大家一会儿来敬酒哈！

酒是当地产的包谷酒，醇香，但度数很高。没有酒杯，用小碗代，每人面前一碗，看着心里就发怵。但因为主人的热情，也因为我们旅途中第一次做了客人，心里高兴，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大口大口地“整”。其他桌的人陆续来敬酒，忙得我们没有功夫吃啥菜，饿肚酒很快就喝晕了！在我酒碗快见底时，坐我左边的工会主席又给我倒了半碗酒，也给自己斟半碗，说一声“请”，先一口干了。我哪里还吃得下去，皱眉为难时，坐我右边的主任小声对我说：主席是苗族。我知道，少数民族敬酒，人家又先干了，你不喝就是看不起人，是犯忌的。于是端起酒，豪爽地干了，当然也就醉倒了！……半夜里，胃子难受，忍不住跑到厕所里，哗啦哗啦把头天吃的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尽管下半夜又饿又口干，但兄弟单位的古道热肠，却满满地留在了心里。

早上去道别时，主人家也只有一句话：不用谢，我们是兄弟单位！

过了黔西、毕节，快到四川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又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兄弟单位的温暖。

我们的汽车翻越雨雪弥漫的金银山时，两个小男孩坐着当地人叫“冰船子”的土滑板从路边雪坡上突然溜出，被车子掀翻在地。村民们闻声出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按说我们没什么责任，在结满冰凌子的路上车速很慢，是小孩子突然冲到路上撞上车子的。村民却不管这些，反正娃娃受了伤，就该你们负责，且情绪激动，几乎要动手。最后，扣下我们一台车，由我和家长拦车送娃娃返回毕节医院检查伤情。结果，两个小孩一个手腕受伤，一个大腿挫伤，需住院观察，要交几千元押金。我们出门已二十来天，所带现金已所剩无几，但不把小孩的住院费交了，又脱不了身。于是，又去找当地的兄弟单位。

接待我的是办公室刘主任。之所以事隔这么多年还记得他姓刘，是他表现出的兄弟单位遇到难事义不容辞出手相助的态度。他看了介绍信，简单问了下情况，便让我打了个借条，借给我6000元钱应急。安顿好伤员，我们才得以脱身回到四川。

开春后，我和单位一位副领导专程到毕节处理此事。先去了医院，了解两个孩子的治疗情况。手腕受伤的小孩第二天就出院了，大腿挫伤的小孩住了半个月出院。剩余的医药费，他们的家长都结走了。孩子没什么问题，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着去兄弟单位还钱、致谢。还是刘主任接待的我们，并热情挽留我们住了一晚上。饭桌上，当我们领导敬酒致谢时，刘主任说：我们是兄弟单位，说谢就见外了！

是啊，兄弟单位，本是一个亲切的称呼。联想到接车路上的际遇，却令人感慨。同样是一个标志下的兄弟单位，做兄弟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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