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在工作队

冷大川撰文\供图

1974年秋收以后，我经推荐、选拔参加了当年由招远县委组织部牵头组成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队共有百余人。组织部召开了动员大会，强调了组织工作队的目的、任务和对大家的要求，公布了到各公社的人员名单。我们分到罗山公社（现改称为玲珑镇）的有9名同志，分散在3个大队。

我们在近一年的驻点工作中，主要是参与农村的冬季整地改土、春播春种、麦田管理和麦收，以及麦收后的抢种及田间管理等工作。

整地改土是当时农村冬季生产的重中之重。冬季农活比较少，是进行土地整治的大好时机。每个村都行动起来，全员参与，场面十分热闹和壮观，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干劲很足。各种标语、口号、宣传板，宣传棚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向地球宣战”，“向大地要粮”等口号写在地堰上，响在广播喇叭中。那场景，真是“白天红旗招展，夜间灯光一片”，一日三餐在工地，晚上还要挑灯夜战。一改一面坡，一整一大片，原来的小块田地都整成了大块的平坦的农田。当时劳动工具相当原始，小车运，镐头、镢头刨，铁锨铲。遇到石砬子或石碴，都是靠锤子和钢钎，炸药很少用。

春季的主要农活是麦田管理和春播春种。上级提倡一年双作，小麦播种面积要保证在总耕地亩数的70%以上，我们所在的三个村以洼地为主，所以小麦、玉米播种面积都已超额完成任务。麦田管理主要有划锄、浇水、施肥、打药等诸多环节。从上冻前的麦田镇压，到来年正月化冻和麦苗起身前后，要多次划锄。小麦生长期间要浇五六遍水，封冻水、返青水、拔节水、抽穗水、灌浆水，每次都不能少。

夏季的麦收和抢种是农村一年中最紧张、最繁重的时节。俗话说“三秋不如一夏忙”、“麦熟一晌”、“麦子掉头豆爆角”，节气不等人。公社党委抓得很紧，机关人员白天在地里干活，指导工作，晚上有时要赶回公社开会。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公社党委领导特别重视麦田管理，就经常组织现场会，几乎小麦管理的每个环节都安排一次。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不管是党委书记、工作人员，还是大队书记或生产队长，官兵平等，都骑自行车。组织现场会时，车队从这村到那村，从这片到那片，也是田间一景。每到一地，看现场，听汇报，提要求，各片区、各大队负责人还要汇报下一步工作打算。春播也有现场会，相对麦田管理次数要少一些。

除了生产现场会，当时还经常组织各种政治学习会议。“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突出政治是第一条”。当时公社有大、小两个会议室。人少时在小会议室开，小会议室内设备极简单，除了一张三抽桌放在前面供主持人使用，其余都是长木条连座椅子，一坐就是一排。大型整顿学习，范围扩大到大队领导及生产队长，会议地点在公社礼堂。当年的公社礼堂设施也很简陋，前面有台子，供文艺演出用，下面是水泥抹成的空地，中间还横放着几棵大树干，可以供人坐着。除了公社开会可以在餐厅用餐外，其余时间一律在农村派饭吃。公社餐厅内设有餐桌，饭食较为单一，馒头为主，也有玉米窝头。午餐有两三样熟菜供选择，早晚大多是咸菜丝，有时还有咸鸭蛋。公社书记等领导也同样用饭票买饭菜，同样排队，上餐桌，一点不搞特殊。在村里派饭吃，按规定每顿付给半斤粮票，四五角钱。我们在村里吃派饭时，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无论派到栾家还是刘家、冯家，家家都精心准备，变着花样为我们调节饭菜，乡亲们的这份真情实意，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不能忘记的还有住宿。我们当年驻村时住的是一栋低矮的旧式三间小屋，小木棂窗户，门板破旧，连墙壁都透风。当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开完会回到小屋，我和小梁常常是坐在被窝，久久不敢脱掉外衣。盛夏酷暑，闷热不说，还时常要在蚊帐里捉蚊虫。就在这座小屋的另一间，放着党委书记的被窝，跟我们驻点人员一样，铺的也是草褥子。尽管不像我们天天如此常住，隔三差五住下是常有的事。

当豆角挂上枝头、谷穗压弯腰、高粱要红脸的时候，我们按照组织部规定，结束了一年的工作任务。临分别的那天，我们聚集在公社会议室，做了最后的工作汇报，大家又来到公社照相馆，合影留念。当年，我（后排左二）和梁维淑（后排右二）、路翠香（中排左一）驻冯家；闫乐义（前排右一）、曹士远（后排右一）和郭翠珍（中排右二）驻姜家；张玉京（后排左一）、王彦浩（前排左一）和孙俊英（中排左二）驻温家；前排左二是组织委员张桂江同志。这张合影，我珍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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