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稿件牵出 一段荡气回肠的家族故事 从未谋面的父亲、坚强独立的母亲和苦难岁月里那些善良的人们

亿中公司同仁合影(一排左三为蔡秉卿）

亿中公司厂貌

林卫滨

2012年3月7日，《烟台晚报》发表了我的《一封寄往印度的欠资信》一文，介绍了烟台沦陷后的1940年，经营发网的烟台亿中公司的故事。文章发表时，这枚自国外买来的欠资封还在邮寄的路上。可惜，最后没有收到这枚封，它在邮寄途中丢失了。封虽然丢失了，但文章发表后，我却收获了与这枚封有关的故事。虽然过去10年了，但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总令我感慨不已。

看到晚报，她来打听父亲生前的事

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她叫蔡爱珍，看到《一封寄往印度的欠资信》一文后，想了解她父亲的事情。她的父亲当年追随孙伯峨在烟台亿中公司工作，后英年早逝，所以她对父亲的事情知之甚少，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在蔡爱珍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模样。

交谈中得知，她的父亲叫蔡秉卿，栖霞县（现栖霞市）唐家泊镇东野村人，是孙伯峨的副手，也是公司的翻译。蔡秉卿的外语水平很高，会四国语言，那封寄往印度的欠资信很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烟台亿中公司倒闭，蔡秉卿跟随孙伯峨一起到上海开办养鸭厂。蔡秉卿是个孝顺人，挂记着老家的父母，有了钱都寄回了老家。

1945年末，蔡秉卿突患急性阑尾炎，在烟台抢救两天两夜后身亡，共花费了一百个大洋的医药费，由孙伯峨先生支付。

蔡秉卿去世后，其妻李秀英把家里最好的毛毯铺进棺材，雇了一辆板车，把灵柩送回了栖霞老家。当时李秀英已怀着蔡爱珍5个月。

蔡爱珍听母亲说，父亲是个好人，有人向他借钱，有求必应，借款明细用毛笔写在一个账册上。母亲不识字，父亲去世后不知道该找谁去要钱。这本账册母亲保存了30多年，最后付之一炬。

“父亲去世时身上只有一个大洋，那时候一个大洋可以买一袋白面。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舍得动它，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信物。”蔡爱珍说。

母亲改嫁后，不再提及生父的任何事情。蔡爱珍对于父亲所知仅限于上面这些。她特别想了解父亲更多的往事。

其实，我只是在买到这枚信封后，觉得关联了一段烟台历史，遂修成小文，对烟台亿中公司也未做深入研究，真是爱莫能助。

我想起《烟台通志》中，有关于亿中公司的专门介绍，并刊有两幅照片，一张是公司同仁合影，一排左四为孙伯峨），一张为公司厂貌，便把照片和有关资料转给了蔡爱珍。

收到资料后，蔡爱珍很快告知，从合影中，一眼就辨认出紧靠孙伯峨右首（一排左三）的就是其父亲蔡秉卿。虽然她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但父亲的脸型和体态，都是如此的熟悉。蔡爱珍儿子的脸盘和额头，都遗传了姥爷的体貌特征，其定居长春的堂姐，88岁的蔡永真女士，当时也一眼也认出了照片中的蔡秉卿先生。

他们家里还珍藏着一副古董眼镜，一直不知是谁留下的。现在知道了，就是照片上架在其父亲蔡秉卿鼻梁上的那副。

找到了父亲的照片，蔡爱珍激动地说：“我的心情无法表达！”她又向我讲述了其母亲后来的经历。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女儿卖菜为生

1946年春，蔡爱珍在东野村出生，几个月后母亲抱着她回到烟台。

父亲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在三马路东头摆了个摊，卖洋火和针头线脑。母亲出摊，把她放在旁边。有一次她哭，母亲哄她的工夫，被人偷走一把剪刀，母亲气得直拧她。

邻居田大娘，丈夫是卖菜的，看到她母亲挣不出吃的来，便说：“蔡氏娘，你不如跟我老头学着卖菜吧。”就这样，母亲开始卖菜。没有本钱，只能进些烂菜，边择边卖。

后来，院里搬来了邻居栾大大两口子，看着孤儿寡母可怜，向她们伸出了援手。母亲天不亮要上市，多少个凌晨，母亲敲敲小窗，栾大大夫妇便接过襁褓中的孩子。

蔡爱珍4岁年，因栾大大回老家了，她于是被锁在院子里，急得使劲摇晃门。对面街坊看不下去，跑到解放路把她母亲叫回来，说这孩子锁不住了。母亲无奈，只得把她送回东野村三叔家。

三婶心地善良，无奈家里孩子多。蔡爱珍在东野一年，没有裤子穿，冬天穿个包腚的小黑大衣，两只袄袖不停地擦鼻涕，仿佛两道明镜。一年后，母亲回东野接她，她知道是母亲，可不会叫妈。母亲走到那里她跟到那里，母亲上茅房她也跟进去，生怕母亲离开。

她母亲早年寡居，性格孤僻，劳作一天回到家就睡觉，和她没有交流，所以蔡爱珍一直不会说话，母亲曾怀疑她是哑巴。回到烟台，蔡爱珍在南山路幼儿园上学，有个林淑卿老师，看到她的头发长了，让她站在小凳上，给她剪头。林老师眼睛不太好，有一次剪刀碰伤了她的耳朵。

南山路小学的张荫香老师一直很同情她，待她很好，二年级结束后还特地领她到照相馆照了相。烟台一中的张佩义老师，正义善良，了解到她的情况，亲自来她家那个8平方米小厢房家访，鼓励她努力学习。蔡爱珍说：“这一切，恍如昨天。”

在蔡爱珍眼里，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有人问起来，她说男人在上海没回来。她靠卖菜维持生活，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儿，推个小车上市进菜，吃了很多苦。

蔡秉卿去世后，孙伯峨每年从上海寄来少许的花红接济她们，直至后来公司公私合营。

蔡爱珍还有一个哥哥叫蔡率真，是当初父母婚后一直没有孩子，过继得大伯的儿子。哥哥被接到烟台读书，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并升了职。1952年，在长春解放军某部的哥哥来信，要接她们母女到长春。母亲欢喜地把消息告诉了所有认识的人，并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东北。一天，部队来信了，母亲照例让栾大大读信。

1952年6月20日，蔡率真在与苏联专家验炮时，最后一发炮弹未出膛爆炸，蔡率真胸左侧受伤，经三军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夜里牺牲，就地安葬在长春东大稗子沟军官墓地，现改为九龙源烈士陵园。母亲听到消息后，坐在院子的地上嚎啕大哭。公开资料显示：蔡率真，男，1924年生，烈士，山东省栖霞市唐家泊镇东野村人，1952年6月20日在长春因公牺牲，长春炮校教练员。

母亲再婚后，

父亲再也没被提起过

1956年公私合营，蔡爱珍的母亲拿着一杆秤、一个筐在烟台蔬菜公司就了业，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才算安定了下来。

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不少，都是有孩子的男人，母亲怕女儿受欺负，一直没有再婚。后来，住在东昇街的乔大大给母亲介绍了自己的同事。那年蔡爱珍14岁，母亲同她商量，她说：“好。”

1959年，46岁的继父邹润章，拎着装衣服的小箱子，从烟台印刷厂宿舍搬到位于静安路16号（现周乐街）做了上门女婿。1960年，蔡爱珍同母异父的妹妹出生。

她的母亲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有两个原因。继父厚道老实，母亲一眼看好；继父的三个孩子分别是16岁、8岁和5岁，跟着爷爷在南上坊，不用一起同住。母亲担心前后窝轧在一起会产生矛盾。三个孩子每人每月5元钱生活费，直至工作。

继弟当年5岁，戴着兜兜来蔡爱珍家。1977年，她的继弟邹本勤到了结婚年龄，母亲犯了愁，下班后和继父一起捡起了破烂。上哪儿去弄盖婚房的钱？母亲做主，卖掉其生父在东野的祖产，一半钱给蔡爱珍，另一半钱给继弟盖了婚房，并要她每月再增加10元养老费，直到继弟结婚为止。继弟结婚的那个月，母亲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走着上下班。继弟夫妇对她母亲一直非常尊重。

继父对蔡爱珍很好，1959至1989年他们在一起生活了30年。遗憾的是，她始终叫不出一声父亲，“或许继父来到我家时，我已经大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叫过父亲这个称呼。您一定要原谅我，亲爱的父亲。”蔡爱珍哽咽了。

母亲再婚后，亲生父亲再也没被提起过。

母亲临终前，蔡爱珍很想问问父亲的事情，但欲言又止。2009年，93岁的母亲李秀英去世，按照其心愿，和继父葬在一起。

2014年清明节，蔡爱珍委婉地和妹妹邹爱玲提起，想回老家看看她的亲生父亲的坟。这是55年以来，她们之间第一次谈到蔡爱珍的父亲。妹妹说：“应该回去看看。”回到东野，堂兄蔡运高大哥不住地说：“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是她第一次祭拜父亲。

“人不能忘记过去，也不能悲在其中。无论多么艰难，走过去，都能跨越。像我的母亲，年轻时丈夫能干，养子争气，谁知接连失去。她这一生，大男人也没出过她那个力，晚年反倒收获了稳定的退休金，像她那个年纪的妇女，有退休金的并不多见。再如我的继父，也是不幸之人，生活困苦，当初想过将我继弟送人。继父没有能力，和我母亲的结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他和母亲30年的相敬如宾。还有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孙伯峨、田大娘、栾大大等许多好人，还有林淑卿、张荫香、张佩义等老师，都让我终生难忘！”这是蔡爱珍女士10年前发给我的原话，照录于此，作为本文结语。

（作者注：本文资料由蔡爱珍女士后人于2012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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