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凉山秘境中的脚步

□龚静染

在民国以前，大小凉山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其在自然资源上的富饶吸引着商贾、探险者和科考学家，但“其政治风俗，自成一区，历来无敢深入凉山求知其内幕者”（《雷马屏峨调查记》）。

常常的情形是“汉人潜入夷地者，由附近素相认识者为援引，或则夷地中亲友相报，率由山径小路，不令地方约保知之”（《马边厅志略》）。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了解凉山的迫切再也挡不住，考察凉山的热潮不断兴起，而马边往往就是各路团体从四川进入大小凉山北部的门户。

在可考的史料中，最早进入小凉山的是1912年四川省派出“三边屯务调查员”杜明烽、何元体、王秉基三人，他们专程赴雷、马、峨、屏进行调查，绘制出《峨马雷屏四县调查表册》一卷，对四县的军事、夷务、屯垦、物产等记载甚详，对“屯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三人中的王秉基是四川乐山人，其弟王陵基非常有名，乃近代四川的风云人物，当过四川省政府主席，也是四川的老牌军阀。

王秉基在早年曾与吴虞联手创立书局、报社和学堂，堪称蜀中名士。通过王秉基可以看出这次调查组的成员身份特殊，但由于路途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他们并没有走遍小凉山，而是只在马边、雷波、屏山等边缘地带走马观花了一次，“其所做的工作，尚不能视为凉山区域的实际调查工作”。

所以，“三边屯务调查员”只是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儒士名流而已。而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小凉山科考的大多是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比如1930年３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就派出汪发攒进四川，先后到马边、屏山等地采集植物。

静生生物调查所是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因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字静生，湖南省湘阴县人）而命名。范源濂1927年12月去世后，为纪念他于1928年2月在北京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是现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主要创办人为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

当时，汪发攒首站就到了马边后，沿周边进发，历时10个月，在小凉山区采得标本1000多号，20000余份，木材标本200段。

值得一说的是，对植物学家来说，采集工作虽然艰辛，但也有很多的乐趣，这在后来者对马边植物的探寻中不乏精彩的记载，如任映苍在《大小凉山开发概论》中写过1941年秋季有考察团在马边大有冈、三河口查勘到了“万山老林中有落叶阔叶林”，那半山的红叶是相当的壮观，“树树雪花，以点缀于常绿针叶林间，几疑栖霞红叶已移植小凉山内。当感景色佳丽，栖霞或竟难与比拟”。

他们在目睹这样的美景之后极度震撼，却又有深埋于此不为人知的遗憾，“惟此属沦陷，不禁既感观止，复感万分愁惨惟恨耳”。这是边区植物采集过程中一些花絮，值得后人去慢慢品味。

汪发攒的工作刚完，回到北京不久，1931年春，卢作孚在重庆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派出杜大华、秦沛南、孙祥鳞、彭彰伯等人到马边采集植物标本142号。

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又派杜大华、孙祥鳞在马边、屏山两地采集植物标本493号，后来这些标本分别送国内相关的学术机构。而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总共派出了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共12名学者，其中包括发现攀枝花矿脉、有“攀钢之父”美誉的常隆庆先生。在当年5月至11月的半年时间内，他历尽艰辛到大小凉山地区进行调查，撰写出详实的调查报告《雷马峨屏调查记》，详细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植被和风土民情。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考察团体中，笔者拣出重要的几个，按照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1935年，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徐孝恢等组织了一个六七人的考察团，由徐孝恢的黑彝学生带路，从马边出发考察凉山。

徐孝恢（1889-1962），华阳县人，四川“五老七贤”中的徐炯之子，家学渊源深厚。他14岁跟随华西协合大学创办者启尔德学习英语，后留学日本学习垦殖，对四川边地兴趣极浓。时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训练屯垦队230余名成员之一，恰逢校长蒋介石有开发川南边区之意，遂促成此行。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又因时值雨季，考察受挫，20多日后返回，但徐孝恢仍然写出了《治理凉山夷区的方案》呈交政府，只是这一成果被悬置，未受关注。

这是一次由热血青年组织的、有明确政治需要的社会学考察项目。抗战期间徐孝恢任西康省屯垦委员会垦务处处长，督导彝区各县农林技术事宜，致力于凉山的开发，而显然那一次的考察对他一生的影响非常之大。

1937年春，时任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考察专员的马长寿教授，率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历时4个多月。但他在回成都整理大小凉山彝族考察报告时，发现一些问题尚不清楚，“虽于山陵民族与平原民族各得资料若干，而以未明土司区域之情况为憾”，决定1938年再次返回凉山收集标本，其后用了两年时间在乐山埋头撰写《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他的《彝族古代史》一书也是在这两次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完成，并奠定了其在西南民族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马长寿对学术研究非常执着，在考察期间，他为了能够更好地同彝人交流，潜心学习彝语彝文，以至在数月后“诸彝相顾惊异，以为作者亦马家罗彝也”。

抗战来临后，形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大后方的凉山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其考察团的任务中明显有了国防的概念。1939年5月，中央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由农学家吴文晖、经济学家伍启元带队，团员成分复杂，各不搭界，其中就有昆虫学专家周尧、著名法官齐兆武，而语言学家马长寿亦再度出现在这个考察团中。

社会学家梁瓯第，1936年写过一本名叫《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畅销书，一度开了时代之风气，也作为此次考察团成员之一，深入大小凉山，回来后写出《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文，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川康科学考察团是个大杂烩，各路人马临时拼凑，尽管有些走马观花，但总的来说对开发凉山有助推声势的作用。

（龚静染，生于1967年冬，四川乐山五通桥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近年来关注小城叙事，出版有历史小说《浮华如盐》，非虚构随笔《桥滩记》《昨日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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