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我当交警

张天永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被分配到烟台市公安局交通队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亲身体验和经历了那些年烟台市交通管理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成过去，但很多情景仍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

到交通队的第二天，就由身高一米九六、时任交通队队长的于庆波为大家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培训。培训期满后，每人配备一个铁制小喇叭，要求斜背在身上，以备喊话之用，每个岗位配备一根指挥棒，给较远的岗位配置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那时，整个交通队的交通工具只有五辆自行车，在六十年代末期，政府财政拨款一千五百元，购置大金鹿自行车十辆，这才基本解决了交警外出办公和上下岗无车可骑的问题。

当时，在市区主要路口，共设立六个指挥岗、三个守望岗。指挥岗实行五人二岗或七人三岗制，上岗时间是早晨六点至下午七点。那时的指挥岗就是站在路口中心的路面上，进入七十年代初，才在路口中心设置了岗台，炎热的盛夏，在岗台中心插一把特制岗伞，交警站在岗台上指挥来往车辆。当时的交通队共有28位干警，七十年代初才增至42人。交警上岗值勤时，左右臂着白色套袖，右手持一根长约50厘米，两端为白色、中间为红色的木制圆头指挥棒，指挥交通。

在那个年代，市区的交通管理，受各种条件所限，与现在的交通管理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是道路状况的差异，当时烟台市区，南大街是唯一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其它街巷都是狭窄弯曲且视线不好，西南河、大海阳还未封盖，河沟内常年是污泥浊水，垃圾成堆，整天散发着秽臭之气。其次是道路上交通设施的差异，整个市区没有交通标线，七十年代初期才开始设置交通标线，那时市区道路上所有的标线，都是几十名干警利用晚上时间，用自制的铁板模型，扯线拉尺，一手提小油桶，一手拿小毛刷，一节一节刷划出来的。最后是市民交通安全意识不强的差异。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各类交通标志标线灯光信号等常识不懂、不认识，特别对红灯停绿灯行还不自觉、不习惯，任意冲闯红灯者比比皆是。当时的指挥灯信号只能限制约束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根本不受红绿灯的约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市区机动车数量不多，所以市区机动车流量流速流向都不明显。基本上都是上午出市下午返回。两轮三轮轻便摩托车也非常罕见。有一次，我在西南河岗值勤，偶见由东向西驶来一辆小型两轮摩托车，在路口以外等我放行，当时我认为那么小的摩托车不用指挥，他等待片刻，非常不满意地到我们单位找到队长论理，队长得知情况后，主动赔礼道歉。待我下班后，被队长狠狠地批了一次。事后才知，这辆偶见的两轮摩托车，还是一位华侨从国外带回来的。

那时，市区短途物资运输主要靠大小地排车和畜力车。市区大街小巷，不论是烈日当头、暑气灼人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冰雪凝积的严冬，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地排车，畜力车从市区的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拉运着粮油食品、瓜果疏菜、日用百货、鞋帽服装、烟酒糖茶、五金交电、砖瓦沙石、钢锭原木以及粪便垃圾等物资，行驶在市区大街小巷。为了运输需要，市区地排车运输队就有十几个，还有不少街道组建的地排车搬运队。据不完全统计，市区大小地排车有四千多辆。地排车运输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才被大小拖拉机和被市民称为“摆拉角子”、“火柴盒拖头”、“58-1三轮车”的改装车等所替代。市区每天这么多地排车、畜力车加之各厂企单位职工上下班骑的各式各样的自行车潮水般涌入大街小巷，与为数不多的机动车拥挤在狭窄的市区街巷，每天都有交通事故发生。为保障交通安全畅通，虽有国家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条例，我们又根据烟台市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类非机动车的有关规定，如，地排车应按顺序靠右边行驶、不准两车并行、不准跳跃滑行、不准两车搭行和拖挂其它车辆。粪便垃圾车应封闭严密，不得洒漏飞扬。畜力车进入市区，赶车人不准坐在车上，要下车牵引牲畜、未经驯服的牲畜不准套用、进入市区牲畜必须佩戴粪兜、夜间应悬挂马灯。骑自行车不准带人，不准一人骑两辆车，雨天不准撑伞，不准追扶机动车，夜间骑车须燃灯，等等。规定夜间骑车须燃灯，主要是因为那时路灯很少且亮度微弱。

与此同时，我们又组织强有力的警力，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农村进行全面交通安全常识宣传教育，还在南大街等主要街道架设广播喇叭，每天不定时地向市民进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讲。到栖霞滑石矿拉来滑石石块，利用晚上街道交通流量少的时间划写交通宣传口号。这样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工作持续了近两年，市民们的交通安全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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