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姐

大姐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代应该经历的苦难她都经历过了，她之后的弟妹踢里拖嘞地出生，她来人世间第一个任务，注定是帮父母带弟妹。

那时，父母整日躬腰弯背在大连街上卖苦力，照顾弟妹的任务全“磕”在大姐身上，与生俱来的坚忍和谦让，使她从小就知道让着弟妹。她3岁时，刚出生不久的二姐尿布散了，弄了一身，她小小年纪竟能帮妹妹擦干净身子，还把尿布放到盆里洗好晾到铁丝上，等妈妈看到后，惊得目瞪口呆。岁数稍大一些，洗衣，择菜，做饭，大姐全包了，弟妹们也几乎都是她照看大的，那时忙于生计的父母很少着家，在我童年生活中，隔着一层薄雾的父母仿佛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记忆。踩着板凳做饭，晒衣服，做家务事是大姐的“专利”，用“大姐比母”形容大姐堪称严丝合缝。

有一次，大姐外出帮父母干活，走时妈妈把我们锁在家。2岁多的我，把脸和鼻子挤到窗玻璃上，不停地喊:“大姐姐，你快回来。”年纪大了后，大姐每每跟我说起此事，都眼眶盈泪。

解放后，父亲在烟台找到工作，因种种原因，我们从大连暂回栖霞农村老家生活。到村里第一件事，大姐便在村干部的安排下，进了村完小上学。那时大姐早已过了学龄，由于她天资聪明，又刻苦好学，完小6年课程，她只用3年就毕业了。从此，一个怀揣美丽梦想的女孩，在无边的田野里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追梦之旅。

别人家干活是男劳力，我们家的重担全落在了妈妈和大姐身上。后来母亲染病，地里的营生大姐几乎一肩扛起。大姐学东西快，农活一点拨就会。我记得每天清晨，十几岁的大姐推着独轮小车，走在太阳初升的乡村小路上，几个弟妹鱼贯跟在后边，睡眼朦胧的我，上唇似乎又添了两筒长长的鼻涕，裤角早已被草上的露珠打湿，大姐发现，放下车子蹲下，把我的裤脚挽上。无论是刨地瓜，还是割麦子，锄地浇水，刨锄扛割推这些重活总是大姐的，其他人也不用她吩咐，都知道自己干什么，捡地瓜，捆麦个子，剥玉米棒子，虽然被叶子拉得浑身刺痒，但能找到一种好吃的甜甜的乌米。播种的时候，大姐在后边扶犁，我们集体在前边拉套。活干完了，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姐，呼吸急促，白皙红润的脸上聚满了晶莹的汗珠。

地里的庄稼最终要收回家才能称为粮食。大姐身材娇小，推起小车，再装上粮食，或是麦个子玉米秸，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乡路九曲十八弯，在诗人笔下的羊肠小路诗意洋溢，可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却是拦路虎，尽管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捆了又捆，尽管18岁的大姐咬牙推起小车吃力向前拱，我们几个在旁边扶的扶，拉的拉，但跌到旁边沟里仍是家常便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推玉米秸，由于码得又高又多，跌倒后，大姐的手臂摔断了，她上医院打上石膏后，仍然和没事人一样，领着我们在地里搞完秋收。隔一年，大姐在推地瓜时，又摔断了小腿，这次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没下地。那时正好临近年关，村子里准备排演吕剧，要大姐担任剧中一个角色，大姐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坚持排练。由于她为人正派，要求上进，很快便入了团，后来又光荣地入了党。

大姐参加工作来到了城里，长期在某厂做工会工作，后来担任工会主席。她说话沉稳，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很有修养，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和风细雨，能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仍然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父母晚年一直是大姐接去照顾，父亲好喝两口，大姐下班无论多忙总要给父亲炒个下酒小菜。父亲走了后，母亲因糖尿病并发导致瘫痪，大姐为她接屎端尿，无微不至照顾至妈妈也安详辞世。她用行动诠释了“乌鸟之情”这一成语的反哺含义。

我们几个姊妹都说，咱们这个家欠大姐的。无论谁家有困难，大姐都出手相助。几个姊妹的就业她都跟着操心忙活，她坚持支持我读书，发了工资后经常给我买学习用品，说只要我能上大学，费用她全包了。我有知心话也总愿跟大姐说。前些年我生病住院，由于爱人孩子在外地，年逾古稀的她在医院整整忙了十多天，办理各种手续，垫钱为我缴纳住院费，每天都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送到医院。姊妹谁家有急事，不用开口，她会亲自到你家，倾力相助。直至现在，全家兄弟姊妹6个，有事仍找83岁的大姐商量。我们的大姐可以说为自己的亲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如果还有来生，我们仍然愿与大姐再续手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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