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上海屡遭困苦磨难

王滨在上海住在一处二层楼的亭子间里,狭窄且不见天日。在事业刚有起色时,智齿引发的下颌骨骨髓炎令他面容变形,他的演员梦随之破灭,并饱尝失业之苦。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也没有阻碍他志在电影的心……

牙病导致面容变形意外破相演员梦碎

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头,折入一条小街,是麦尼尼路(现康平路),王滨就住在这里一处二层楼的亭子间里,对面是高楼,亭子间狭窄且不见天日。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大本营。一个既无头衔也无靠山的青年,注定要走坎坷的路。

1932年秋,王滨到上海联华一厂当上场记。上海地下党对知识青年很重视,在第一次放映苏联故事片《生路》后,田汉、阳翰笙让当时月薪只有15元的小职员王滨上台发言。不久,王滨升为剧务,月薪也升为25元。

剧务是摄制组的总管,一切与演员、拍摄现场有关的事务都要管。联华一厂有一批显露头角的导演,如费穆、马徐维邦等,与他们共事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更没想到的是,王滨与聂耳住在一个亭子间。他向聂耳学习音乐知识、阅读世界名著和练习写作。电影厂也准备让他主演一个工人角色。

正在王滨事业蓬勃向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智齿长不出来,导致肿痛。他随便跑到街上的牙科诊所去治疗,由于消毒不好,转成下颌骨骨髓炎。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父亲,在父亲的资助下进入正规医院治疗,手术后骨断牙废,致使面容变形、痛苦不堪。

父亲心疼儿子,接他回到烟台。离沪时,他的伤口还没有全部愈合。烟台一家有名的西山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主治大夫多为美国人。父亲安排王滨在这里就诊,并多次与医生商谈为王滨补牙骨,但不幸的是,这一愿望还是落空了。

期间,于敏经常陪王滨去医院。两人也时常漫步海滨,随浪花的翻滚而心潮起伏。牙病初愈,王滨又一次踏上南下的海轮。

“破相”对于王滨来说,无疑是锥心泣血之痛。随着“演员梦”的破灭,接踵而来的是失业。从此,他忍受着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打击:牙齿不能正常咀嚼,银幕上不能施展抱负。痛定思痛之后,王滨立志改学编剧和导演。从此,电影院就成了王滨的学校,由于囊中羞涩,他只能看二、三轮影片。不但声光不及一流影院,而且影片也常有残缺。那时,关于电影艺术的书籍很少,只有一本夏衍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演员论》,这两本书成为王滨的枕边书。

穷困三人挤于斗室寻找事业发展机会

1933年初春,王滨迎来了好友于敏。两人同住亭子间,一起去凭吊闸北和江湾的沪战遗迹。此时,田方从北平来沪不久,正在天一电影公司当演员。王滨领于敏去见了田方、宋之的、陈凝秋(塞克)等人。宋之的在北平的“左翼”戏剧活动受到当局迫害,故与于伶等人结伴来沪,靠卖文为生。

后来,田方也移来亭子间合住。斗室内,三个青年各霸一个角落,开始了困苦生活。田方时有拍戏的机会,但电影厂总拖薪,手中也没有钱。于敏带的钱很快用光,他们时常勒紧裤腰带,买最便宜的大饼、锅贴。王滨因为牙齿问题,每餐差不多是囫囵吞下。有时三个人的口袋里都掏不出一个铜板,只好拿东西去当铺。

患难增友谊,流浪磨意志。在市侩气冲天的十里洋场,没有名望,没有靠山,一个青年即使满腹经纶,也很难有施展的机会。与王滨同来上海的石寄圃已回山西,筹划成立西北电影公司。宋之的、吕班等人也有此志。王滨与于敏、田方计议,他先回烟台筹措费用,然后北上太原创业。

不久,王滨回沪。可以肯定,谋事未成。这一阶段可能是王滨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流浪和潦倒的境遇,使王滨接触到了上海的底层人民,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从此更加倾向革命,赞同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

影片公司谋得职位坚持自我再度失业

1934年春,王滨常常食住于朋友金焰家中。他常常帮金焰擦洗汽车、清理草坪,干其他杂活。后离开金家,于伶安排他与一青年住在一起,正好与冼星海为邻,遂结识冼星海。

后来,经夏衍推荐,王滨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编剧,月薪78元。他写的第一个剧本《重归》,由高梨痕导演拍成黑白默片。此后不久,又创作了《母亲》,于1935年拍成影片。

随后,他又投身于《海葬》的创作。为避免被打扰,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疯狂创作。同年夏,王滨组成摄制组,渡海北上,去石岛拍外景。1936年初,拍摄完成,随即在上海首映。平心而论,影片不是上乘之作,但颇有特色。海上的朝霞和日出,嘶吼的狂风和触天的巨浪、人与自然的大搏斗、生和死的角逐都拍得有声有色。剧本的原型素材,就是王滨的挚友于敏的父亲。但由于反动政府的穷删乱剪,影片变得支离破碎。尽管有进步报刊的屡次推荐,影片还是卖不了钱。

老板又把王滨介绍到香港分厂,导演《广州一妇人》。老板重商而不重导演,提出七天拍完全片的无理要求。王滨坚持自己的艺术水准,坚决不同意,在他重质量而老板要速度的矛盾中被解雇,不得不离开香港返回上海,重过失业生活。

辗转多地前程迷茫

好友相逢决意北上

王滨回到上海,囊空如洗,只得再次寄居在金焰家。在失业生活的苦苦挣扎中,他从未放弃过艺术。他艰难地写出了专为金焰而创作的电影剧本《红雪》,是反映东北索伦族对日斗争的故事。老板也很欣赏,自显高明地把片名改成《血溅雪岳》,不料被反动政府审查机构以红色嫌疑的罪名封杀。

1937年春,在上海无业难捱的王滨被北平养成所的同学石寄圃拉去太原,诓称是拍《成吉思汗》,实际要他导演阎锡山的《土地村有》。面对百般威胁利诱,王滨消极抵抗,捱到工薪入袋,伺机逃出娘子关。

6月,王滨回到烟台,方知父亲于三年前失业……

“七七事变”后,烟台的河山话剧社和青年会话剧团正筹演《保卫卢沟桥》。王滨应邀导演了这部话剧,公演很成功,有力地助推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王滨筹思再三,还是想回上海。父亲无力资助,他只得厚起脸皮向同学借了17元,艰难地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才得知朋友们大多离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由于伶负责,组成13支演剧队伍,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出。联华第一厂早已关门,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王滨面前:该往哪里去?既然大多数老友已去武汉,那么上策就是追踪而往。他拼凑了一点路费,乘船南下香港,然后转道去武汉。

1938年4月初,王滨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田方、宋之的等好友。参加演剧队,还是到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正当他举棋不定时,正巧遇见了一年不见的于敏。二人喜极而泣,共同计议前程。王滨连续几天觉睡不着,饭吃不下,最后打定了去延安的主意。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事的热心帮助和罗炳辉将军介绍下,二人踏上了去延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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