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伴我人生路

□潘云强

初识《烟台日报》，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读小学，是烟台图书馆的常客。那时阅览室里多是大人，像我这么小的孩子并不多。人们坐在座位上，低头轻声翻动书报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

那时《烟台日报》还叫《烟台劳动报》，还是4开4版。我比较喜欢看新闻，特别与烟台本地有关的消息。通过看报纸，我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及烟台的事情。记得有一阶段报纸宣传国家开展大炼钢铁运动，作为小学生的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但在学校路边砸矿石，回到家中还主动把家具上的鼻子、把手，不管铜铁，一律拆卸下来，上交街道。通过读报，我们知道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新鲜事物，报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那时社会比较闭塞，新闻渠道单一，报纸和广播成为当时信息的主要来源。鉴于当时的经济情况，社会上订报纸的市民还是少数，为了扩大报纸影响力，方便大家阅读，有关部门在烟台市的街头巷尾，安装了不少读报栏，为防风吹雨打，每个读报栏外面都镶上了玻璃，每天有专人给读报栏更换报纸。我记得每天傍晚，读报栏前面都挤满了人，人们静静地站在读报栏前，仔细阅读，生怕漏掉每一条消息，后面的人被挡住视线，看不清楚，会踮起脚尖，而前边的人发现后边有人，也会自觉让一下地方，或是偏一下头。我因为个子矮，人多时，干脆等一会儿，人走得差不多了再凑上前看。应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日报为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1年，我考入烟台一中。随着知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也有了投稿的冲动。当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各方面情况仍不乐观，在初三时，针对当时的形势，我写了篇有关勤俭节约的文章，因为怕被老师同学发现，不好意思，还用了笔名，通过邮局寄给了报社。从那以后，我天天惴惴不安地留神看报纸，一天，突然发现我的文章被刊登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情激动极了，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登上了党报。又过了几天，烟台一中传达室来了一张浅绿色杠杠的寄款单，虽然只有几块钱，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也就从那时起，我心中有了从事与文字有关工作的愿望和打算。1966年高考前夕，我已经笃定要考大学的中文专业，可由于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大学不再招生，这个梦想最终成为泡影。

再一次与《烟台日报》结缘，是在回到烟台、入职海洋渔业公司后。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因为对写作的热爱，我担任了报社的通讯员。在此期间，我得到孙佑天、赵修基、孙德旗的指导。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审时度势，于1985年，在全国国有大型企业中，率先迈出远洋渔业的第一步，先是到美国阿拉斯加，后向西部非洲海域，派出大型渔业捕捞及加工渔船，为此，我结合公司由近海向远洋转型的契机，写了大量宣传稿件，发表在《烟台日报》上。我写的另外一些消息，也陆续在中央及省、市级有关刊物上发表，这也引起了一些新闻媒体的关注，当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媒体，纷纷到我单位采访，这些报道，有力地宣传了当时党和政府在渔业发展上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拉响了全国海洋渔业迈出国门、走向远洋的号角，有力促进和配合了国家发展远洋渔业的战略部署。

虽然热爱文字工作，但对于我来说，在新闻战线上仍然是新兵。记得赵修基、孙德旗等一些老编辑还悉心给我讲解通讯报道的原则，告诉我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时效性、真实性，要想写好文章，必须深入生活，到生产一线挖掘鲜活的素材。在他们的启发帮助下，我主动随船出海，深入渔场，在我主管单位对外宣传工作时，宣传了以烟台渔业公司渔轮三中队以及全国劳动模范张汝栋等为代表的全国渔业战线的先进集体和英模的感人事迹，在《烟台日报》及各种媒体上，发表通讯报道一百余篇，我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多次获得报社及广电系统优秀通讯员称号。

退休，是人生的一个拐点。真正闲下来后，我的思想一度比较消沉，后来还是报纸让我寻找到了新的方向和乐趣。我平日喜欢读《烟台日报》的悦读版、半岛版，于是在编辑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又投入了散文的创作。虽然在新闻报道方面有些积累，但由于自己年龄大，加之文学底子薄，在散文写作上遇到不少拦路虎。编辑老师反复教我写作散文的原则和要点，让我明白了散文最重要的是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在编辑的悉心指导下，我笔耕不辍，至今已在《烟台日报》上发表散文作品几十篇，我成了《烟台日报》最忠实的作者与读者之一。

《烟台日报》是我生活的良师益友，将继续伴我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

(作者为原中国水产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史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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