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成亲王竹枝词》,说安东诚文信书局

成亲王永瑆(1752—1823年),乾隆皇帝第十一子,嘉庆皇帝颙琰(乾隆第十五子)的异母哥哥。

政治上,总的看,他在弟弟当权期间还是受信任的。亲王总领军机自他开始,一度总理户部三库,炙手可热。但事儿管得宽、活儿干得多、声望一高,就不太让领导放心。嘉庆二十四年,皇帝以永瑆年老多病为由,罢去一切差使,著毋庸在内廷行走。道光三年,成亲王薨,年七十二,谥号为哲。

成亲王身后王爵未得世袭罔替,这样就跟启功先生自述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弄到后来,“是那一族,但没那么‘皇’”了,每次袭封递降一级,即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贝勒、贝勒降成贝子、贝子降成国公、国公降成将军……一共传了七代七位。

清代,包括皇帝在内,王公贵族、上流社会大都很注重艺术修养。这位成亲王的主要成就也还是书法。他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临池无间,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乾隆四家,“名重一时,士大夫若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竹枝词”是其书法精品。

笔者收藏的这本民国年间安东(辽宁省丹东市1965年前的称谓)诚文信书局印行的《成亲王竹枝词》,收录了十首题写墨竹的诗。前几首是明朝诗人徐贲题倪瓒(元代画家、诗人,号云林)墨竹图的诗,接着一首元代姚广孝的《题倪云林墨竹》和清代张简的《云林竹》之二,再后是《明诗综·卷二十八》中的一首诗,最后是一首倪瓒本人写的《题李光禄墨竹》。

但藏书界也有人认为这本字帖编印得不够讲究,有一些错漏之处。说到印书,那就得说说这个安东诚文信书局。

2013年1月14日的《烟台晚报》上刊登过一篇《安东诚文信书局浮沉记》(作者杨金山),说到招远人刘作信创办的诚文信书局,人称“二书铺”,清末民初鼎盛一时,堪称胶东雕版印书业巨头,分号遍及全国。其中,由其第三子刘子善创办的安东诚文信书局,更为兴盛,开安东印刷业之先河。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心求利、罔顾大义的生意,往往以悲剧收场。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百业凋敝,刘子善却嗅到了商机。他从日本购进新式印刷机两台,印刷一些医卜、星相和带有迷信内容的书册,还代卖日本进口文具,包括从日本订印的地图、碑帖、美人画片,也都印有“安东诚文信书局印制”字样。换言之,只要能生财,无所不用其极。

从1933年开始,安东“诚文信”胃口更大,从印制《古文观止》《四书集注》《学生字典》等着手,试探着盗印其他出版商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走上了印制盗版书这条出版印刷界不齿的险道。尽管是盗版,但在当时的“满洲国”内,因受日本人庇护,原出版商对其敢怒不敢言。

为了讨好日伪,安东“诚文信”承印了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以及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之类的印刷品。印刷《三字经》时,竟在原书“廿四史,全在兹”一句之前,加入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遭到国人唾骂。

抗战胜利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东诚文信书局(后改名为德兴印书馆、大华书局)的负责人因“文化汉奸罪”受到惩处,机器设备被分配给安东日报社、新华书店和东北银行等单位,开始为人民政府的宣传文化事业服务。

安东“诚文信”的浮沉之路,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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