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关，父亲的小推车上垛起小山 上市里卖白菜

史崇德

去集市遇到它，很吉利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在烟台郊区，孩子多，又翻新了几乎要倒塌的房子，所以一直欠生产队好几百块钱。我父母的出勤率几乎是生产队里最高的，两个人一年挣的工分能合600个劳动日值，每个劳动日值只有6毛多钱，一年下来，一家人的收入只有300多块钱。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扣除每个人的口粮60块钱，等于他俩忙活一年，不仅没有结余，还倒欠生产队几十块钱。好在那时生产队还有个照顾制度，过年时，对欠款户按人头每人借给5块钱。我们家就靠这30块钱过年。

父亲是个脾气火爆的人，每年到了年底生产队开支的时候，他都心情不好，甚至要病一场。父亲总在想怎样才能挣点钱，让一家人过个宽裕的好年。机会终于来了。那时生产队每年按计划要种很多亩大白菜，供应城市居民。那年白菜丰收，生产队完成了供应任务，又给社员分完后，还剩下了一些。生产队长正为如何处理这剩下的白菜发愁时，父亲找到了队长，说自己想买下这些白菜。经过商量，队长同意按每斤一分多钱的供应价，把剩下的一千多斤白菜卖给我父亲，并同意赊账，把买菜的钱累加到我们家的欠款上。

父亲得到了这些白菜，像得了宝贝一样，挖了深深的菜窖，把白菜一棵棵轻轻放进去，上边盖一层麦秸，麦秸上再盖一层厚厚的土。他开心地对来帮忙的母亲说：“白菜这样放，再冷的天也冻不坏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也大，大到经常把人堵在家里出不去门，但父亲的情绪却格外得好，脸上甚至经常挂着久违的笑容。我那时正在二中上高一，小年过后，我也放假了。在小年的晚上，父亲宣布了他的决定：腊月二十四，收拾白菜；腊月二十五，上市里卖白菜。

腊月二十四那天，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父亲和母亲用铁镐先刨开菜窖上坚硬的冻土，然后用木锨铲走那一层麦秸，白菜露了出来。虽然盖了那么厚的草和土，可是白菜头还是冻得硬邦邦的。父亲说：“没事，放到屋檐下，阳光一晒就‘回’过来了。”我和父亲用手推车把白菜搬回家，放在屋檐前的阳光里。到了下午，白菜上的冰果然化开了，还是那么新鲜，像没有冻过一样。傍晚，我和母亲开始整理白菜：先去掉外边的一些老叶子，然后割掉沾满泥土的菜根，最后再用稻草将收拾好的白菜从中间捆起来。白菜经过这样一打扮，绿白相间，还真的很漂亮。傍晚，小刀子一样的西北风又起来了，我赶忙和母亲把白菜搬到屋里，堆在火炉旁边。晚上才七点多钟，父亲就吩咐我：“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听到母亲在耳边轻轻地叫我，一骨碌就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母亲嗔怪道：“忘了要去市里了吧？你爹几乎一夜没睡，现在早起来了，正在外边准备装车呢，你快去帮他吧。”

门口放了两辆手推车，其中一辆是父亲昨天傍晚借邻居的。父亲正在往车上摆白菜，我赶忙上前帮忙。父亲把其中一辆车上的白菜又拿下一些，放在另一辆车上，说装得多的这辆由他来推。实在是太多了，垛得跟小山一样高，我真怕路上白菜会塌下来，父亲笑了笑：“这算什么？放心吧，比这多的东西我也推过。”

父亲把几条麻袋盖在白菜上，又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把车子捆好。母亲做了四个荷包蛋，让我们进屋吃。喝上热乎乎的荷包蛋，身上骤然暖和了好多。母亲让我换上了她亲手做的棉靴、棉手套，我和父亲推着手推车，在漆黑的天色中，踏上了去市里的路途。

天上挂着几颗寒星，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一出村口，恼人的雪花伴着风又飘了下来，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父亲让我把棉帽放下来遮住脸。地上的雪经过碾压已经很坚硬，沉重的手推车压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和父亲借着远处微弱的灯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刚走上公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大杨树上的鸟，发出“嘎嘎”的叫声。父亲说那是老鸦，去集市遇到它，很吉利。听了这话，我的心高兴起来。我们的脚步加快了，身上也不觉得冷了，一会儿竟然还出汗了。

又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看到钢厂铁路平交道口的灯光了。过了铁路道口，那边就断断续续地有路灯了，我们走得也自然快了好多。等我们到了珠玑集，问了一下路边工厂看门的人，刚好5点钟。

到罗锅桥小市，也许好卖些

珠玑集市那时还是一个早市。正值年关，天还不亮，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来采购年货了。等我们摆好了摊，集市上已经很热闹了。但我们的白菜摊前，却冷清得要命。人们从菜摊旁边经过，几乎视而不见，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家家都储存了白菜的缘故吧。我心里暗自埋怨起父亲来：想卖白菜弄几个过年的钱，真有点异想天开，现在谁家里没有白菜啊！

正想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摊前：“白菜多少钱一斤？”父亲狠了狠心：“一毛！”对方摇了摇头，扭身就走。我对父亲抱怨说：“干吗要那么贵啊，起码卖一棵，也开开张啊！”“你没看出来啊？人家根本不想买，那就是随便打听价的。”父亲显得很无奈。我有些着急：“那也别要那么贵，把人家吓跑了。”

过了好一会儿，又有个年轻女人停在摊前，也来问价。父亲显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说：“8分一斤！”那女人说：“怎么那么贵啊？”父亲告诉她，白菜存到现在损耗是很大的。可她还是嫌贵，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父亲为了开个张，同意5分钱一斤卖给她。令人失望的是她只买一棵，那对于我们车上小山一样的白菜来说真是九牛一毛。那女人很挑剔，把白菜翻来翻去地挑。看到她把我们精心收拾好的白菜翻得乱糟糟的，我真不想卖给她了，但是为了开张，还是忍着吧。

从早晨5点多到7点多，一个早晨，我们总共卖了3棵白菜。我看到父亲的脸色凝重了很多。那时的珠玑集市被人们戏称为“鬼市”，天一亮，人们很快就散去了。看着逐渐散去的人们，再看看几乎原封不动的白菜，我感觉那白菜像压在自己的身上，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父亲还是那么平静，“看来这里是不行了，我们进市里吧！到罗锅桥小市，那里人多，也许好卖些。”也只好那样了。

我们俩重新把白菜装好，推起车子，顺着一条煤渣路往东走去。虽然卖掉了3棵白菜，但是我却觉得车子重了很多，步子也没有来时那样轻快了。正走着，忽然前面出现一个陡坡，坡上的雪由于长时间没人清扫，加上车子的碾压，形成了一道明晃晃的冰面。我试着推车上了几次，结果都滑了下来。父亲让我把车放下来，从我车子上解下一条绳子，拴在他的车头上。他自己把鞋子和袜子脱了下来，把棉袄也脱了，我看到他身上冒着热气。我在前面用绳子拉着车，他在后面赤着脚推着车，一步一步，终于把车推到了坡顶。

上午9点多钟，我们下了通伸塂，很快来到了罗锅桥市场。市场上，人很少。很快，我们就找了一块空地方。父亲拿出一条麻袋铺在地上，又搬下几棵白菜放在上面。父亲装上一袋旱烟，使劲地抽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给我，让我去吃点东西。我真有些饿了，出了市场往东走，不远看到一家饭店，门口飘出烤饼的香味。我跑了进去。烤饼6分钱一个，还有豆腐脑，5分钱一碗。我要了两个烤饼、一碗豆腐脑，一扫而光，可肚子里还是觉得空空的。

回到集市上，我对父亲说：“爸，你也去吃点吧！”父亲说：“我要看着摊，就不去了，你给我也买几个烤饼来吧。”说着又掏出了两毛钱递给我。我一溜小跑买回三个热乎乎的烤饼，父亲也饿了，吃得很香甜。我情不自禁地咂着嘴，父亲把剩下的一个烤饼又递给我，说他吃饱了。

吃完了东西，身上暖和了一些，太阳也从厚厚的云层里露了个面。我问父亲方才卖没卖白菜，父亲告诉我只卖了一棵，“现在这个时候，人家都上班去了，市场里人很少，我估计中午人多，能卖出一些。”我和父亲就站在摊前，跺着脚，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面前经过的每个人。很长时间，没有人问价，甚至面前经过的人都很少。父亲看着我冻得通红的脸，说：“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了，出去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我真的想出去走走，看着那满满的两车白菜我就揪心。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遛达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个书店，就走了进去。书店里生着烟筒炉子，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子，一掀帘子进去，“呼”地一股热气让我的眼镜片上蒙上了一层雾，好暖和啊！我装着要买书，跟店员要了好多书翻看着，看着看着，我把卖菜的事忘掉了。

不知过了多久，墙上挂钟报时的声音惊醒了我，抬头一看，11点了。我赶忙把书还掉，在店员的白眼中，离开了书店，快步向市场的方向走去。此时，马路上热闹了起来，许多下班的人骑自行车从身边掠过。我想：到了下班时间了，也许父亲的车子前挤满了买白菜的人，父亲一个人一定都忙不过来了吧！想到这里，我一溜小跑进了市场。

你们快点走吧，还要赶那么远的路

进入市场，远远一看，人确实多了不少，但是父亲的摊子前还是没人。父亲蹲在地上，他身后车子上的白菜几乎没少。

我走到父亲跟前，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脸似乎消瘦了很多，嘴唇都干裂了，我心疼地说：“爸，你去喝点水吧！”父亲点了点头，他走到一个小商店里，要了二两白干，一仰脖喝了下去，又跟售货员要了些水喝了下去。他走回来跟我说：“你也过去喝些水吧，我和售货员说好了。”

整个中午没有卖出几棵白菜，过了吃饭的点儿，市场的人又少了。下午，太阳又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细碎的雪花又飘了起来。我们开始盼望傍晚的到来了，因为我们想也许傍晚市场里的人会多起来，也许会有人来捡便宜。

冬天的白昼是很短的，4点过后，太阳已经落山，可是市场里的人还是不多，又过了一会儿，人总算开始多了起来。父亲是真着急了，叫卖了起来，白菜的价格从8分钱降到了4分，总算是卖出了几棵。这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起来，市场里已经没几个人了。借着路灯昏黄的灯光，可以看到雪花扬扬洒洒地飘落下来，我看着仍然是小山一样的白菜，真是欲哭无泪啊。父亲也不吭声，默默地把白菜又装上车。我们都不知道这两车白菜该怎么处理，因为即使把白菜推回去，这样折腾了一天的白菜也是彻底糟蹋了。

我们收拾好手推车，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市场，顺着马路向西走去。走了几步，父亲终于开口了：“往前找个垃圾箱，把白菜扔了吧！”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往前又走了几步，忽然，一个骑着大国防自行车的人凑过来，腿一支地，停在我们面前。他漫不经心地说：“白菜多少钱一斤？”

父亲打量一下他，只见他穿着工作服，胖胖的，身边什么也没带，根本不像要买白菜的样子。父亲以为又是随便问价的，就没好气地说：“一毛钱一斤！”那人笑了，说：“敲竹杠啊，哪有那么贵的？8分怎么样？”

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只听父亲又问他：“你要多少啊？”他说：“全要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

那人见我们木然的样子，说：“想什么啊？不卖我就走了啊！”“卖！卖！”父亲激动得声音都变了。我的眼泪在眼前打转，感觉面前那人简直就是救苦的菩萨啊。只听那人说：“本来不能给你们8分钱一斤的，你们要送菜的地方比较远，所以我就给你们加了一分钱。”父亲问他把菜送到哪儿，他说：“你们就跟着我走吧。”

他慢慢地骑着车，骑骑停停，我和父亲在后面紧跟着他，步子轻快，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

过了大概半个多钟头，他把我们带到了码头。只见跑大连的“工农兵”号客轮停在面前，一些码头工人正在忙着装货物。那人把我们带到地磅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称重设备，让我们把车子推上去，然后带我们去看了一下总重量。接着，过来几个码头工人，帮着把车上的菜卸下来，堆在一边。父亲赶忙帮着一起卸，那人笑着说：“让他们卸，你们走了那么远，歇会儿吧！”

两车白菜很快就卸到了地上，我的心也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那人让我们把空车又推到地磅上，称出了车子的重量，然后就在小本子上计算菜的净重，算了一下，一共800多斤，再乘上每斤8分钱，总共卖了将近70块钱。

看着他从皮夹子里把10元的票子一张张抽出来，仔细地数着，我的心感觉都要跳出来了。父亲接过了钱，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那人说：“你们快点走吧，还要赶那么远的路。”

我和父亲几乎是一路小跑，离开了码头，那兴奋的心情啊，简直没法形容。走到马路上，看到一个小饭馆还亮着灯，父亲停下脚步：“饿了吧？我们去吃点东西！”饭店快要下班了，只剩下油条了。父亲很豪放地要了两斤，我们爷儿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真香啊，两斤油条一会儿就进到肚子里，我们又要了两碗开水，喝下去真是又饱又暖。

父亲说：“该回家了，还有二十多里地呢！”我们推着车有说有笑地上路了。一路上，只感觉脚下生风，父亲还哼起了久违的小曲。

那年，我们过了一个丰盛的年。60多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父亲买了个猪头，炖得家里香喷喷的，还花20多块钱买了个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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