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峻青叔叔 怀故人

矫健

我的童年在上海武康路一座法式别墅度过。别墅外面是一座巴拿马草帽形的大花园，别墅的房间内有壁炉。中国人没有烧壁炉的习惯，所以房间里的壁炉从未点燃过。有一天，我父亲突发奇想，大动干戈，将壁炉芯子“咣咣”砸掉，又弄来一堆砖和土，垒起一座胶东大灶。灶膛柴火熊熊，浓烟则顺着壁炉烟囱排走，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好奇。爸爸的好朋友、著名作家峻青闻讯赶来，看着大灶啧啧称赞。他们都是从胶东南下到上海的干部，两家的村庄相距三十余里。我父亲矫孟山时任上海市乒乓球队领队，正在创作一部大型话剧《乒乓健儿》，与老乡作家密切交往，得一些指点。峻青携夫人于康，还有儿子女儿一同来我家，提着一兜芸豆，一大块猪肉，要在土灶做胶东打卤面。孩子们负责收集柴火，我便领着两个妹妹和峻青的儿女到楼下花园里捡枯树枝。峻青的儿子孙康青，小名小弟；女儿孙丹薇，小名叫小刺猬———这名字就有些稀奇，不知大作家怎么想的，不过叫着挺可爱。我们在花园东角一片竹林里采了许多枯竹枝，都玩得很开心。我甚至带他们爬上红瓦房顶，坐在屋脊上讲故事。从此，我们开始了一生的友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建了一个聊天小群，彼此仍以小名相称。竹枝在土灶里噼啪作响，大铁锅冒着团团蒸汽，火光映红半个房间。我叫峻青叔叔，于康阿姨纠正道，你爸爸小，应该称峻青伯伯。这是胶东人的讲究，可上海人都习惯叫叔叔阿姨，我到底没改过口来。打卤面真香啊，我吃得满头大汗。当时，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将来会真的成为一名胶东人，一生注定要吃打卤面……

我印象中峻青叔叔很有派头，高、胖、声如洪钟、满面红光，热情且风趣。有次他向爸爸描述古寺高僧教的一种养生功夫，名为铁造葫芦，说着站起来比划———左手穿过右臂，左腿一蹬，又交替右手穿左臂，右脚猛蹬；伴随着动作，喉咙里发出如雷鼾声，神奇玄秘，惊得我目瞪口呆！

读小学四年级时，一件更使我震撼的事情发生了———峻青叔叔从爸爸口中得知我喜欢看书，便带来一本他新出版的小说集《海燕》，郑重地赠送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大作家竟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一名小学生！之前，我读过《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还看过小说改编的电影，被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捧着书久久仰视峻青叔叔，这是作家啊，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就是他们写的，各种鲜活的人物、场景就是从他们的脑袋里流淌出来的，多么了不起啊！一颗种子播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我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作家！

儿时的梦想很难成真，一颗种子的成长要经历许多坎坷磨难。“文革”开始了，爸爸怕我卷入街头的混乱，就叫我写故事，一天至少完成三千字。那时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每天从单位挨斗回来，就把地板擦干净，命我席地而坐，朗读我一天的作品。老爹一生只上过三年学，却写出了六本书，指导儿子绰绰有余。惜乎他的教子方式有些粗暴，写不满三千字，就会用一根宽皮带打我的屁股。我贪玩，总是在父亲回家之前挥笔疾书，胡编乱造凑满三千字。长大后，我明白这是文学的最初训练，怕挨揍是我创作的最初动力。现在我的表哥表姐们还笑言：棒头底下出孝子，皮带底下出作家！不管怎样，种子还是生出了嫩芽。

峻青叔叔的遭遇更加不幸，有一天夜里，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将他从家中带走，从此杳无音信。于康阿姨四处打听，也不知丈夫身在何处。小弟告诉我，半夜醒来他经常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仰望夜空默默流泪。审判“四人帮”时我们才知道，峻青叔叔被江青派爪牙秘密从上海带走，关押在秦城监狱，时达数年之久！原因不明，罪行不清，一位誉满天下的大作家竟然人间蒸发了……

时代漩涡将许多人的命运拖入不可知的深渊，我也未能幸免。1969年春，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回乡插队，来到父亲的老家———一个名叫矫家泊的胶东小山村。下乡半个月，我才度过十五岁生日。我戴着一副小眼镜，身材单薄瘦弱，立即被繁重的农活压倒。我像牛一样拉犁耕田，往陡峭的山坡推独轮车送粪，累得腿肚子抽筋。夜里，我望着无边的夜色，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我开始计划突围，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拼命写作，爸爸对我每日三千字的训练发挥作用，我将周围的人和事编成各种故事，一篇一篇地往外投稿。终于，我被县文化馆录用了，成了一名临时创作员。心田里那颗文学嫩芽，渐渐长成一棵小树，在生活泉水的浇灌下，我一步一步走近自己的梦想。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小刺猬独自到北京打听峻青叔叔的下落。这段经历，后来被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小刺猬千里寻父》，成为一段佳话。峻青叔叔终于被释放了，他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住在海阳县郭城镇河南村，他的岳母家。妈妈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我激动万分，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探望峻青叔叔。

从矫家泊到郭城要走马石店后沟，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那天下雪，雪花如棉絮飘然落在我的头上肩上。胶东———这个现代人已经模糊了的地理概念，指的是山东半岛，以胶莱河为界，丘陵连绵伸向渤海黄海交界处。这里曾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产生了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家。仅就我脚下这片山区而言，除了西边郭城的峻青，东边40里冯家镇，有创作《苦菜花》的冯德英；往南二十多里的育黎乡，是萧平的故乡，这位写出《三月雪》的作家，后来成为我的大学老师。我真为自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感到自豪！

山路崎岖，柿子树干枯的枝丫指向天空，一只采摘时遗漏的柿子高挑于树梢，红艳艳如一盏灯笼。层层梯田勾勒出山坡的轮廓，山顶马尾松林为苍凉的冬季抹上一片墨绿。薄薄积雪覆盖着路旁焦黄的野草，沿着小路登上山梁，我眼前豁然开朗，看见山下郭城大片的村舍，如云如雾的袅袅炊烟……那一路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眼前浮现！

到河南村时天已擦黑，我坐在炕上，面对思念已久的峻青叔叔。他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一种虚胖，显然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但他写作的热情依然旺盛，对我讲起自己的写作计划。文思汹涌，他说，这个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监狱里，他文思汹涌，把两部长篇小说构思得滚瓜烂熟———这又是一个令我难忘的形容词！一部叫《海莱风云录》，一部叫《打不烂的村庄》……我暗想，这是怎样的人啊，任何磨难都不能使他弯下腰。深陷囹圄他竟然文思汹涌，把小说构思得滚瓜烂熟！那时，胶东农村还没有电灯，小油灯摇曳着淡黄的火苗，将峻青叔叔伟岸的身影投射在土墙上。

我和峻青叔叔很少有这样的文学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十分遗憾。原因在于他是我的父辈，敬畏产生距离。多年以后我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峻青叔叔为我作序，他写道：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几年前还和我的孩子在上海街头打群架翻墙头的顽皮孩子，在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海洋的激荡中突然长大了，成熟了———这就是我留给峻青叔叔的印象，熊孩子怎么配与大人谈文学呢？

马石店后沟那条山路，我走了不止一次。小弟回老家探望姥姥，我翻山越岭去找他玩，想带他到矫家泊住几天。姥姥不让去，把小弟藏起来。我满街寻找，小弟小弟叫不停。到底我勾魂有术，竟把他“偷”走了。姥姥的担忧不无道理，小弟忽然生病发烧，我吓麻了爪爪。幸亏舅舅骑自行车来把他带走。少年时代，我和小弟终日厮混，与人打架时他是我的忠实战友。如今我们老了，又成为写小说的战友———小弟是一名旅美华人作家，近来，他的长篇小说《解码游戏》在《收获》发表，并改编成热播电视连续剧《七日生》。我们在聊天小群经常讨论创作动向，回忆儿时的顽皮时光……

峻青叔叔虽然没有亲自教熊孩子们写小说，但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十九岁那年，我正式发表处女作《铁虎》，他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

说起来，这篇处女作还有一段曲折故事：当时烟台地区文化局组织了一个写作学习班，把各县的业余作者集中在威海写一本民兵斗争故事集。我们这些人全没打过鬼子，却热火朝天地编写抗日题材小说。我写了一个儿童团故事———铁虎和小伙伴们发现鬼子炮楼后边囤积着粮食草垛，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还有哨兵站岗。怎么能放一把火把鬼子的草垛烧了？我搜肠刮肚想出一个点子，让儿童团员们捉一些麻雀，带着火种飞上草垛点燃熊熊烈火……

省出版社派来几个编辑，负责的是一位老作家。他看完我的作品什么也没说，直接在稿子上批了四个大字：根本不行！我不服气，就把稿子径直投往《上海少年》。这篇名为《铁虎》的小说发表了，《上海少年》的前身可是大名鼎鼎的《少年文艺》啊！我非常得意，对业余作者们炫耀：谁说我根本不行？怎么不行？哪里不行？后来，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同名连环画，更使我志满踌躇。

回上海探亲时，我把《铁虎》送给峻青叔叔看。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峻青叔叔看完小说，到厨房做菜。峻青叔叔擅烹调，炒得一手好菜，当时做的是麻婆豆腐。他穿着大裤衩，套一件圆领汗衫，家常气十足。他祝贺我处女作发表，表扬我语言顺畅、人物生动等等。但他还有话说，又怕打击我的乐观情绪，似乎有点难开口。沉吟一会儿，他终于说：你写的故事缺乏生活，光靠编，容易闹笑话。说罢，他转过身继续烧麻婆豆腐。我看着他宽厚的背影，琢磨他话中的意思。他似乎知道我的心思，背对着我，语气深沉地加了一句：文学贵在真实！

我品出话味儿来，那里面包含着批评，与那句“根本不行”的批示，有着某种相通的意思。问题出在哪里呢？《上海少年》都发表了，湖北出版社还出了《铁虎》的连环画，怎么就不行呢？这篇处女作让我如鲠在喉，久久难以释怀……

多年以后，我的短篇小说《老霜的苦闷》、中篇小说《老人仓》连续获得两届全国优秀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第七棵柳树》。峻青叔叔为我作序，文章开头回忆起那年冬天，我去郭城探望他的情景。他重点表彰了我在胶东插队务农的几年，深入农村生活，文学创作取得长足的进步。读着文学偶像对自己的评价，我激动，欣喜，兴奋！他反复强调生活，似乎为我终于跨过一道重要的创作门槛而感到高兴！

这使我想起他对《铁虎》隐含的批评，突然间心弦一动，顿悟《铁虎》的错误在哪里———麻雀怎么能带火种呢？虽然我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在麻雀爪子下绑一根长铁丝，铁丝又绑着蘸过煤油的棉球等等，但我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火球烧起来首先不是点燃草垛，而是麻雀的羽毛啊！我顿足拍额，羞愧万分！

时至今日，提起处女作，我心中的羞愧仍难抹去。只是我不明白，一个十九岁少年犯的常识性错误，全国著名刊物、出版社为什么都看不出来呢？也许只要是打击敌人，就不必拘泥于常识吧？这是我国文艺界可怕的弊病，至今荧屏上不乏抗日神剧：手撕鬼子，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原来早就形成了创作模式。我们严格审查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有时却忽略了物理规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顾真实的思维方式，最终戕害的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品质。回想起来，峻青叔叔有很多话要对我讲。作为一位老作家，他对我们脱离生活、胡编乱造的创作风气忧心忡忡。但在当时，他能说什么？又能怎么说？那毕竟是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啊！他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宽厚的背影，还有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学贵在真实！现在，我懂了。

今年夏天，峻青叔叔以96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为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他的短篇小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塑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慷慨悲歌式的英雄人物！他善于渲染，浓墨重彩的文字如交响乐余音袅袅。他的散文也同样出众，那个时代谁能忘记《秋色赋》？江山代有才人出，峻青叔叔无疑是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家，登上了当时的文学顶峰！作为后辈作家，我从峻青叔叔的思想、为人、文章之中汲取营养，化作创作道路上的前进动力！

悲痛之余，我在网上找到一张峻青叔叔年轻时代的照片———他身穿八路军装，戴一顶棉军帽，背手站立在一株披挂积雪的桃树前(上图）。他当过武工队长，我想，这就是当时的形象吧？他的消瘦凸显出勃发英姿，精干、自信，嘴角的笑容似乎在宣告昨晚战斗又取得了胜利！

特别打动我的，是他浑身散发的那股子质朴劲儿，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就像我在矫家泊插队时经常看见的青年人。大嫂大妈们把长相英俊的青年称作好小伙，老照片里的峻青叔叔就是这么一个好小伙！褪却作家的光环，我看见峻青叔叔的原形———胶东的儿子，胶东的好小伙！

我愿这张照片永远定格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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