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河与毓璜顶

1985年秋天，我从凤凰台搬到了幸福河，那个地方听起来很美，当时却是一片荒凉。不少城市冠以“幸福”二字的地方，往往只是一种憧憬，一般都是新兴之地，远离主城区。似乎是一种规律，叫“幸福”的地方往往不那么“幸福”，就如同名字为“美丽”的女孩未必真正漂亮一样。但房子毕竟比原来大了十几平米，宽敞了许多。

幸福河过去的名字并不陌生，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沙旺。当年峻青的《秋色赋》，就曾生动地描绘过这里苹果丰收的景象，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不过，6000多年前，这里还是海洋，后来海水退缩，慢慢变成了茫茫沙滩。但是直到清末，西沙旺才有了人烟。有些想闯关东的人，辗转到此后由于缺少继续前行的盘缠，便搭起窝棚定居下来，并且慢慢地形成了村落。

对于西沙旺的人，芝罘的原住民曾经有些轻蔑地称之为“西府来的”。其实，这些人有所不知，历史上恰恰“西府”优于“东夷”，只不过世事变迁，大海让人感到了宽阔。但是，“西府来的”用芝罘方言说出来，又多出了几分戏谑。官方认知中，这些村落似乎叫“侨户村”。

1861年烟台开埠后，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在毓璜顶引种了美国苹果，长势不错，惹得人们眼热。一些人于是瞄上了荒凉的西沙旺，招商局轮船公司烟台分公司的经理李载芝，廉价购得一片沙土地，先后建起了“东芝圃园”和“西芝圃园”，栽种的“红香蕉”苹果一眼望不到边。

1959年，“侨户村”又演变为后来的幸福一村直至十六村。我们的住处就建在当初曾经繁茂、如今已经衰败的苹果园上。对于一个异乡之客，这种安排也算恰当，因为这里当初就是“侨户村”，我们本身就是“西府来的”。

我们楼宇的西边，“六五”期间全国十大重点项目之一的烟台合成革厂一期工程已经投产，东边则建成了部队干休所，夹杂其间的还有一个烟台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但幸福南路依然是一条沙土路，还是乡下的感觉。

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生活有些不便，洗澡也成了奢望。城里面虽然有“大华”、“新华”和“向阳”三处浴池，但距离太远，而且拥挤排队。不过，合成革厂有职工澡堂可以借光，我们周日经常在熟人的带领下，混进那里洗个痛快。而部队干休所的门诊部对外营业，又为我们提供了就医的便利。

日子就这么慢慢溜过去，我一度以为这辈子就在幸福河扎根了。

又过了一些年月，我调到了毓璜顶一带的市直机关，这里足够繁华。毓璜顶公园、南山公园，红旗里、东风里，后来又有了环翠里、青翠里，听名字就觉得舒坦气派。南山公园内还有一汪碧水，瞄上一眼就让人心旷神怡。但我还是只能住在幸福河。毓璜顶距幸福河太远，每日骑车往返，单程就接近一个小时，最难走的是亚细亚大酒店东边的那条陡坡，我铆足了劲，最多蹬到大半坡，剩下一截还得推车走。力气当时足够，但总感觉自行车链条要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让人怀念，大家干什么都风风火火，激情昂扬。那时候，我跟随一位领导同志当秘书，工作节奏十分紧张，撰写材料、组织会议、处理事务都是一个人忙活，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经常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家，而且通讯工具、交通工具还跟不上。有一次写完会议纪要已是半夜，我骑车返回幸福河，骑到芝罘屯时竟然睡着了，一下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胳膊腿儿都蹭破了，不过还算给我留了脸，没有破相。

后来，8路公交车开通了，终点站就在幸福河，离我家不远。有一天，全国一个体育方面的会议要在落成不久的烟台大酒店召开，我跟随的那位领导同志要代表地方致辞。但那天后半夜风雪冒烟，我怕误事，起了个大早，怀揣头一天加班写好的讲话稿，乘六点钟的第一班公交车往单位赶，结果接近八点才走到海员俱乐部。我一看来不及了，跳下车一路狂奔，终于在八点半前跑到了毓璜顶，裤腿湿了大半截，鞋里还灌满了雪。以后一遇到这种天气，我就干脆在会议室的沙发上蜷上一宿，以免尴尬。

那天雪实在太大，路又太滑，金沟寨立交桥还封闭施工，单位的小车只能绕行东炮台，结果却没能爬上月亮湾的大坡，附近扫雪的海军官兵也过来帮忙，但还是没能把车推上去，耽误了会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数字BP机还是稀罕之物，我的号码为126呼2370，是单位配备的，很多人都羡慕。却不知它把人绑得死死的，你就是钻进老鼠洞里它也能把你找出来。只要值班室一呼叫，我就得到处找电话，被它折腾得够呛。晚上回到家，BP机一响，我只能到幸福河8路车的终点站借人家的值班电话，他们看了我的工作证，还算挺通融。

九十年代初，办公室搞了几部对讲机，跟随领导的秘书每人配备1部，总台就设在值班室，与BP机配合使用，联系就方便多了。我那时当上了科长，就管值班室。

不久就到了春节。正月初四的晚上，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在白石村一位过去的同事家喝酒。正在兴头上，BP机响了，一看是值班室，我急忙打开了对讲机。值班员说秘书长让我去一趟，我顿时头有点大。赶忙问什么事？值班员说不知道。我估计此时没有什么大事，于是借着酒意对他说，你告诉秘书长就说没找到我。结果对讲机里传来了秘书长威严的声音：你说什么？吓得我立马就往毓璜顶赶。

那时候，芝罘还没有出租车，公交车冬日又收得早，我顶着雪花在结冰的道路上骑车前行，四站地摔了两跤，酒彻底醒了。当我推开秘书长的办公室问他有什么指示时，秘书长指了指桌上的对讲机说，我试试这个东西好不好使，你回去接着喝吧！弄得我哭笑不得。秘书长话语不多，不苟言笑，经常一张嘴就是冷笑话，他逗我的这个故事一时广为流传。

当然也有闲暇，这个时候我喜欢到毓璜顶公园溜一圈，这里不要门票，不像当时的南山公园。关键是它属于盆景式公园，玲珑精致，转完一圈不用太多功夫。更吸引我的是旁边的毓璜顶宾馆，那是当时烟台最高级的酒店之一，尤其是它的二楼开了一家华园餐厅，经营粤菜，让人感到新鲜。我们比较喜欢它的鱼头豆腐汤，这是芝罘原来没有的做法。我十分惊异他们怎么能把汤熬成奶白色，老板张华神秘地说，他用的是“鲩鱼”。后来一了解，“鲩鱼”不过“草鱼”而已。我回家试着做了几次，就是没有那种效果。反复琢磨，甚至怀疑他们往汤里加了牛奶，结果这样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以后和张华熟了，他笑着告诉我，你把花生油放到锅里烧热，然后加上水一激，一定会变成奶白色。所以鱼需要先用油煎一下，不能直接熬汤，我恍然大悟，原来奥秘在此。

后来，作家周梅森到芝罘找烟台作协主席矫健约稿，就是写《人民的名义》那一位，只不过当时名气不是很大，还在南京的《青春》当编辑。矫健请客，让我推荐一家馆子，我介绍了华园餐厅。吃饭时我卖弄鱼头豆腐汤的学问，周梅森打击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南京熬鲫鱼汤给产妇下奶，就是这种做法，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再后来，合成革厂变成了万华集团，幸福河也热闹起来，真的有点幸福了。不过，我却搬到了塔山……

就这样，我与芝罘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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