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楼的邻居们

潘云强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从大马路搬到了三马路刚竣工不久的一个简易小楼。我家住的那栋楼上老人居多。小楼外墙呈米黄色，特别之处是门洞上边呈半圆弧形，使人很容易联想起陕北农民住的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当时一片平房的居民区，这些距现在的一职不远的另类的小楼，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一栋楼上下各五六户，屋内房间很窄巴，厕所和自来水不在房间内，通往二楼的楼梯在楼的东首，而楼西首后边一个夹道，有一个用砖头砌成的两个蹲位的公用旱厕。每个周日凌晨，掏粪工人都要披星戴月来掏旱厕，一时间楼里气味熏天，如果起来早了，与之相遇，人们纷纷闭口掩鼻，避之不及。旱厕不分男女，进厕所的要点是要咳嗽几声，试探几次无人应答，方可入内。但总有听不到或应答不及的时候，误会和笑话时有发生。后来邻居平平80多岁的当过私塾先生的爷爷用一个木牌，两面写上“有人”“无人”，挂在厕所门口以备如厕人翻转，从而有效规避了尴尬的发生。而自来水，则要拿扁担水桶，到胡同外的自来水井挑。

也许是因刚从乡下搬进城水土不服，或是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的艰苦生活影响，时年70岁的姥姥总生病，而且每次都又呕又吐并伴随发烧，这天半夜，姥姥又嗷嗷地呕吐起来，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声音很大很瘆人，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让我去敲西隔壁王大娘的门，让她来给姥姥“扎箍”一下。王大娘和姥姥岁数差不多，儿女都在外地，只她自己住在这里，大概一个人清闲惯了，在子女们家里住不上一个月，就叫着回家，子女们也拿老人没办法，幸亏她身子骨还算硬朗，一个人过得倒也自在。她有风湿毛病，久病成医，学会了拔火罐的手艺，平常日子，邻居们有个头疼脑热，呕吐惊厥，都愿找王大娘“疗治”，她也是个痛快人，你就是半夜叫，她也会披上衣服，颠着小脚跑来帮忙。这不，说话间她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是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拔火罐的小瓷盅。给姥姥拔完罐以后，王大娘又用手蘸着水，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使劲在姥姥的脖颈子上又捏又揪，有时感到蘸水费时，干脆不讲究了，从嘴里抹点唾沫星子，又揪了起来，一会儿，姥姥的脖颈上，出现了好几道发着紫色的冒着血点的印痕。说来也怪，过了不长时间，姥姥还真轻松一些了。

我们家住在楼下的中间，东隔壁住的是一位童姓阿姨，听说姥姥病了，她现从三马路小市买来了豆浆和油条送来。大人们都说童阿姨是个有故事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很有风韵的中年女人，却嫁给了大板车社将近60岁的苦力杜大爷。实说个中原因，童阿姨有她的苦衷，她原是地道上海人，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不久，她的先生就败退去了台湾，而父母的先后离世，又让孤身一人的她在上海无依无靠，只好辗转来到烟台投靠姑妈，后经人撮合，嫁给一辈子没结过婚的杜大爷。尽管两人条件悬殊，但感情甚笃，也许童阿姨没有孩子的缘故，她十分亲小孩，她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然有条，一如她本人。她家里还有不少书籍玩具，简易楼的孩子们都愿上她家玩，我就是常客之一，我主要是被她家的书籍吸引住了，星期天可以坐在童阿姨家看一天，特别还有些旧画报，那里边一些未知世界和穿着体面的不同人物，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童阿姨不上班，楼里有孩子的家长，只要有事，都会放心地把孩子交给童阿姨带。有一阶段，她家简直成了幼儿园，她时不时用好听的上海普通话给他们讲故事，有人饿了，她还会拿饼干和糖块让他吃，这对于当时的贫穷孩子，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每到春节，孩子们最愿到童阿姨家拜年，她家的上海糖和烟台本地又丑又硬的糖豆不一样，是包着五颜六色的好看彩纸的，而且有硬的有软的，还有酥的，里面夹着花生、芝麻等各种馅料。她会亲自剥开糖纸，往你嘴里扽上一颗，看你有滋有味咂起来，这才高兴地露出洁白的牙齿笑起来。临走时还会给你手里塞几块。有一次春节，我在她家里吃饭，她给我做了一碗蛋炒饭，那碗油汪汪，白生生，散发葱花香的色香味俱全的蛋炒饭，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好的一次蛋炒饭了，尽管长大之后，我吃过无数次蛋炒饭，但却永远没有了那种味道。而童阿姨把南方女子那种细腻体贴恰如其分地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把为人处事的和善谦恭以及分寸感演绎得合情合理，使得人们在那个讲究阶级成份的年代，反而更愿意忘记她的出身和成份，对她多了几分亲近和同情。

月大娘一家住在楼西头，之所以称呼她为月大娘，是因为月大娘有个独生闺女叫月儿，月大爷是个常年在外跑长途的汽车司机。天有不测风云，在月儿姑娘参加工作谈恋爱后，因与男方分手受到刺激，得了癔症，月大娘只能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在家陪护女儿，以免她到处乱跑。那时城市还不像如今管理这么严格，她利用楼西山墙的空闲地场，用废渔网木箱子挡起个鸡窝，养了几只鸡。我去厕所，碰见月大娘，她硬把鸡刚下的那两个鸡蛋送给我，让我妈给姥姥烧水喝。我接过鸡蛋，握在手中还热乎乎的。妈妈说，还不快去给你月大娘挑水，她家水缸一准又空了，我答应着，又一溜烟跑出去。

有几户年轻些的住在楼上，林叔两口都是工厂职工，人很老实，林叔是个技术员，戴一副眼镜，人有些木讷，从上中学到刚摘奶的5个孩子一字排开，生活压力特别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得惊人，凭粮证领取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为此，楼里邻居没少接济他家。我记得每年秋天，姥姥都把地里收的地瓜、花生、玉米送点给他，还有谷糠、地瓜蔓面，以备粮食不够时搞瓜菜代，糠菜代。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过春节，林叔家里连包顿白面饺子的面都没有，全家只有半斤猪肉，和一点点玉米面、地瓜面了，院里邻居知道了，这家送点白面，那家送点蔬菜，童阿姨甚至把林叔的孩子张罗到她家去，她托朋友从南方捎的腊肉，汤圆和大米，让孩子在她家过了个南方式的春节。

不过，刚结婚不久的娟子两口子却不省心，娟子姐没有文化，而她的男人郭子也仅念过三年书，两人还没有孩子，平日闲得没事，净琢磨斗嘴，他俩有个特点，小事放他们手里，能搓揉成大事，大事能让他们搓揉肿了，仗也就越打越大。我看到过别人拌嘴吵架，脾气再好，总有点不顺心的时候，像童阿姨也有这样的遭数，她有时数落几句杜大爷，是有时有节，适可而止，而且说话时由于语速快一些，显得不像吵，倒像在唱歌，真有点好听呢。但娟子两口子不同，声音大得如同擂鼓一般。按大人们的话说:他们连放个屁，也能吵一锅。为此邻居们没少操心，只要吵凶了，几个老人连门也不敲就进来，但他们俩可是老人们嘴里常说的所谓打“死仗”，不那么好劝，没有个一天半日是劝不好的。特别娟子，就像吃了枪药，烫的那卷大蓬蓬头梗梗着，一副好斗公鸡的姿势，她吃准郭子是离了张屠户只能吃混毛猪的性格，直到众人好话说尽，就差郭子跪地求饶，这场暴风雨才能过去。芝罘人的特点就在这儿，一旦不打了，马上和好如初。两口子就是脾气急了点，针尖对麦芒，人倒都是直性子，没有歪心思。郭子其实人很能干，在单位还经常捣鼓点发明创造，他聪明勤快，手又悟亮，谁家弄个什么玩艺，比如换个电灯开关，修理个日常用具，都找他帮忙。上次，小月精神病犯了后，从家里跑出来，全楼人都动员起来找，郭子为此专门请了假，满大街贴寻人启事，最后被人在附近农村大集上发现，他亲自去用自行车带回来。还有一次，王大娘半夜病了，浑身直冒虚汗，冷得上牙碰下牙直打哆嗦，那时，没有急救的概念，更没有电话呼叫120急救车，生病都要靠人张罗。他二话没说，和林叔一起，用杜大爷的大板车，连夜把王大娘送到医院抢救，在王大娘的子女到来前，几乎都是他们小两口和楼里的邻居照顾的。时至今日，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在那个艰苦年代，人们反而会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共同帮扶？是简易楼人们内心的善良和朴实；还是当时社会关系呈现的线式简单透明；抑或中国人及芝罘人骨子里长期浸润的憨厚人情文化的影响……

又过了几年，杜大爷染急病离世，唯一的依靠没了，童阿姨差点没活过来，在邻居的帮忙下，送走了杜大爷，就在童阿姨逐渐恢复了生活勇气时，“文化大革命”降临。失去了杜大爷这个根正苗红产业工人的成份庇护，造反派硬说童阿姨是国民党派到大陆的特务，三天两头把她拉到街道开批斗会，交待问题。童阿姨叫造反派折腾得不成人样，邻居们一看不好，大家轮流把童阿姨藏到家里，让造反派找不到。但到后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后来月大娘和林叔干脆把她送到自己乡下亲戚家里躲藏起来。我和平平等几个大点的孩子，还去农村看过童阿姨几次，给她送了些日常生活用品，在众人齐心协力保护下，童阿姨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时至今日，我仍能在民生小区清晰地找到简易楼的位置，我怀念那座简易小楼，小楼如画，小楼传情，小楼遗风，丝丝缕缕缠绕思绪，使人反倒留恋那个近乎纯真的小楼年代。时光流逝，简易楼的孩子们也都逐渐长大，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孩子，国内国外天南海北的都有，留在楼里的全是老人。但过年过节，孩子们就是再远也要赶回简易小楼，像儿时一样放鞭炮燃礼花，到各家拜年送祝福，年夜饭照样愿凑到一起，一边吃团圆饭，一边看春节晚会，说话声，笑声，使节日的气氛愈发喜庆。上世纪80年代，烟台市对原二马路三马路有关区域率先进行改造，我们那个简易楼也在其中，随着机械隆隆的作业声，小楼化为一片废墟瓦砾。如果说朝阳街大马路最能体现烟台开埠文化的历史和风情，那么三马路一带则是芝罘百姓市井生活的突出代表。邻居们也只能用惜别的泪水和话语互道珍重，他们告别了朝夕相伴的简易小楼，也似乎与一个时代做了郑重的告别。人们像鱼儿一样悄然无息地遁入水中，瞬间被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海淹没得了无踪影。

哦，我爱的芝罘市井生活！哦，我的简易小楼的邻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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