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的老爸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民银行工作也刚好满了一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就买了一块手表，农民的儿子有了一份工作，要学会按钟点上班，不能看日头儿多高该起床、该吃饭了吧。

老爸的这块表从此就成了左邻右舍的标准时钟，有些小孩子上学怕晚点，走上几十米远跑到我家问钟点儿。没想到这一来一回就误差5分钟，不过，那时候差10分钟不算不准。

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不久，我出生了，父母都工作忙，便把我送到了乡下的姥姥家，随我到乡下的还有一款烟台生产的“马蹄表”。母亲想：为刚满周岁的孩子喂米糊、喂水不能用大约时间吧。可我的姥爷、姥姥连10个数字也不认识，有表、没表并没区别。为了让姥爷、姥姥认表，我妈晚回城两天。两天之后姥爷说他会看表了，几经母亲测试，其实还是不会，但总算认识了从1到10这些数字，看表没过关的主要障碍在于姥爷总是区别不开时钟与分钟的含义，虽能辨别出长短，但弄混长短表针儿功能的概率永远在百分之五十。

姥姥不耐烦了，抱怨我妈妈：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表看日子，不也照样把你们拉扯大，你赶紧回去上班吧，我们再用“日头影儿”对比着马蹄表，过些日子就知道是几点了。我妈说：新中国了，人们过日子要有新状态呀！

无论是城里爸妈的主动、还是乡下姥姥的被动，共和国都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城市、乡村要过有时间概念的生活已经初显。

我3岁那年摔了一跤，诱发了潜在体内的骨结核，久治不愈，老爸卖掉了手表、自行车给我看病。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本来生活殷实的家从此落贫了。放在姥姥家的马蹄表也返城了，虽说发条老化总是慢，可它毕竟还能看时间。

到了1965年秋，家里生活略有改变，我妈失业之后在家里养了一头猪，养了足足一年，卖了90元钱，发点儿小财。我妈知道我爸喜欢手表，就去商场选，最便宜的天津“五一”牌手表，也要95元，添上5元才买上一块表。从此家里又多几许骄傲，因为隔三差五又有左邻右舍来问时间了，手表是戴在老爸的腕子上，可骄傲却洋溢在老妈的脸上。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了，老爸把腕子上的手表摘下套在了我手上，从此我也是戴表的人了。那一夜我失眠了，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了4次时间，凌晨4点之后我睡着了。

下乡之后，我这块手表看时间的作用没发挥多少，生产队长给大家派工从来不按表上的时间，而是看冬夏春秋，阴天晴天的日出日落。手表上时间没了公共性。倒是哪家的小伙子去相亲，就找我来借手表，有无结果不论，每次借表都能送我一包2毛钱的蝶花烟，手表成了我们集体户创收的一个物件。

那时，无论城市、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即使不能全有，只要有其中的两件，在农村就算是殷实之家。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飞鸽快、永久耐、骑上凤凰谈恋爱、戴上手表更是帅”。

改革开放之后，机械手表一下子成了落伍的象征，人们都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买到一块电子表戴在手上才有面子。单位的会议室、办公室、家家的墙壁上都挂着“康巴斯石英钟”，人们的时间观念从来没有那样强。好像所有人都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的情结，这种时间观，推动着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整个中国都处于亢奋状态，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不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已经变成了中国生存状态与集体人格了，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要抓紧。

手机普及之后，手表作为单纯的看钟点之物也就没了大用，可是进入2000年之后，人们的收入提升之快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多余出来的钱就被奢饰品抢占了。如今稍有一点身份人的手腕子上又多出了一块手表，这款手表可不简单，奢华的一块表就是一台好轿车，稍逊的也是几万元，普普通通名牌手表也贵过一部好手机，如今时尚之人不戴手表那才跌份呢，连我都没用咬牙就买了一块瑞士的梅花牌手表。

当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观又被提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如果说此前还是个人为摆脱贫困诱惑着中国人加快了脚步，可当下的我们的步速更多时候显得有些是身不由己了。自行车速度慢，变成了电单车、摩托车，又变成了轿车、动车，高铁、飞机，飞机最好是直达的飞航线，好像多快都没时间快。电子邮件的速度也嫌慢，最好是手机永远在手，处于开机状态，我在线，你也在线，我发过去，你就接收。这才是当下人对时间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们祖国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谁若稍稍地打个盹儿，就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几乎变成“秒表”，我为祖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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