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长胜街 街面忆往

郑寿亭

长胜街，原先位于芝罘区解放路中段西侧。1954年1月初，我出生在长胜街21号院，在那里度过了28年。1983年初，解放路拓宽，截弯取直，长胜街被拆迁，从此在芝罘的版图上消失了。

记忆中的长胜街，南、北长不足200米，宽度约4米。整条街道有26个自然院落、两户邻街厢房，其中有18个院落住了多户人家。街道中部，有3个院落向西鼓出一间房，整条街道既短又曲里拐弯，居民们往家里搬运生活用品、买煤，多有不便。

长胜街东、西两侧有6条短胡同，其中，东侧有两条短胡同分别通向解放路，中间有1个较短且不直通的胡同；南边西侧也有两个短且不直通的胡同；北边西侧有个翟家胡同，当时的厚安街居委会就在胡同南侧。

长胜街南口距清真寺不足400米，方圆300米范围内，有南山路小学、体育巷小学、烟台四中（现为烟台第一职业中专学校），百货商店、蔬菜副食品店、煤店和小农贸市场样样俱全。长胜街北口距烟台山以东海岸、烟台山医院、养正小学不足400米，东风电影院、蔬菜店、医药店、服装店、新华饭馆、理发馆等也都不缺。

长胜街的多数房屋都有土炕，房间窄窄巴巴的。过日子用的煤和柴草，就储存在院内自建小棚或煤池子里。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家家都设法扩占地盘，院子更挤了，两人对行也要侧身，不过，孩子们捉迷藏倒是合适了。

我家住的院落，是父亲与他的两位师兄合伙买的。这个院落有北屋5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一共9间房，使用面积不足90平方米。父亲的两位师兄分别住在北屋3间及两间，我家住在东、西各两间厢房。上世纪60年代初，3家的子女多达15人，其中，我家兄弟姊妹5人。那时在长胜街，像我们这种住了3家、20多口人的院落，有七八个。还有的更多，住了6户人家、30多口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住在大杂院，不缺小伙伴。街上与我同龄的小伙伴有20多个呢。学龄前时，我们没有幼儿园可上，父母白天上班，我们就在街上玩耍、游荡。上小学后，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揭开大铁锅，里面有父母早晨留下的地瓜干、窝窝头和咸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下午放学后，要轮流到同学家“上小组”，趴在土炕沿或锅台上写作业。

做完作业，要帮家里干点活儿，比如，到100多米外的水栓挑水，去解放路上的垃圾场和污水池，倒垃圾和污水。冬天还要生炉子，几乎没有空闲。夏天，同学们能凑到一块玩玩，女孩打沙包跳绳，男孩打陀螺滚铁环，很开心。“文革”前，长胜街的邻里关系很好。春天，街坊们会在院里赏花，月季花、栀子花及小草花，花的品种不多，但大家的心情很愉悦。夏季的晚上，大家会在一起喝茶，聊天，消夏。秋天，如果谁家有农村亲戚送来了水果，一定会分给邻居品尝。当大家都忙着储备过冬的地瓜、大白菜及煤炭、柴草时，搬运的大板车往往会堵住街道，邻居们见了都会搭把手，帮忙搬进家。冬天，不用招呼，各家大人都会主动扫雪。春节到了，街坊们一定会领着孩子互相拜年。

我们这个院子，20多口人共用一个旱厕，每天早晨，最难的事是上厕所。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大人们就起床上厕所，或去公共厕所，他们虽尽量不在早晨占用院内厕所，可架不住十几个孩子扎堆啊。男孩子内急，可以去公共厕所，小男孩就将污水桶提到墙角，就地解决。女孩子内急就没办法了，只能急得跺脚。几乎没有人会“占着茅坑不拉屎”，三家人从来没有为上厕所闹过别扭，也是难得。

长胜街让我难忘的有两位老人，张奶奶和刘奶奶。张奶奶与她儿子一家人住在我们邻院。她耳聋，街坊邻居背后叫她“聋奶奶”。张奶奶会点小儿推拿手艺，谁家的孩子身体犯点小毛病，家长就抱着孩子去找她。张奶奶给孩子们推拿是无偿的，每回都热情相待。我们家兄弟姊妹5个，从小都受益于张奶奶的推拿调理。

刘奶奶独居，就住在邻近我们院落的临街厢房。我每天上学下学，向坐在门口的刘奶奶问好，她见到我总是乐呵呵地点头。刘奶奶与她儿子住得不远，她的儿媳先后生了8个闺女，可刘奶奶偏爱男孩。过年时我去给刘奶奶拜年，她会多给我一块糖，还叮嘱我别告诉她的孙女。“文革”期间，长胜街的氛围渐渐变了味儿，年轻人怕受政治上的连累，疏远了有历史问题的邻居；有些邻居各持不同政见，常常见面就争吵，甚至激烈辩论，互不服气。种下嫌隙，结出苦涩，邻里相见时，一个个竟形同陌路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大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长胜街的邻居们开始用心修复邻里间的关系，昔日的那种融洽慢慢地又回来了。当1983年之后，长胜街面临拆迁异地安置，街坊邻居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搬迁时，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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