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书志 一桩只有诗人才懂的凶杀案 钱杰

《四漆屏》凶杀案是荷兰职业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中极为精彩的一个中篇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持有登州刺史信函的蓬莱县令狄仁杰以商人沈默名义拜会同行、牟平县令滕侃。

两位县令甫一见面，狄公便在寒暄中盛赞了滕县令的诗名：“滕相公风流儒雅，蜚声诗苑，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真是行行锦绣，字字珠玑。”

心不在焉的滕侃只好敷衍：“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只是为了一时消遣，实不敢劳年兄屈尊枉读。论文学，年兄乃是当今泰斗，自领一代风骚。况且政绩昭著，朝野播扬，专断滞狱，勘破如神……”

说到这里，滕侃感到一阵晕眩。

之所以如此不在状态，是因为就在他接待狄公的前一刻，他发现自己的夫人银莲被杀死在后衙书斋的床上。也就是说，两位县令在前厅高谈阔论之际，后宅正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女尸！

滕县令的心理素质算是过硬的了。

在接下来的六七万字篇幅里，高罗佩凭借他渊博的汉学知识，一边从容不迫地以“四漆屏”传说为引线铺陈着案件的各条头绪，埋下种种伏笔，一边则饶有兴致地展示着他对盛唐时期司法、行政、商贾、医道、民俗以及山野江湖等各类中国文化的研究心得。西方现代探案小说招牌式的缜密逻辑和恣肆浪漫的大唐风情在他笔尖下并行不悖、水乳交融。

通篇行文蕴藉雅致，情节疑云四起、步步惊心——这套书的领衔译者江苏人陈来元也是一位爱好古典文学的外交官——让你在透不过气来的看热闹快感中还收获着智商情商得到作者极大尊重的阅读终极满足感，那是通过文字跟智者神交得逞的高端愉悦。这种中西合璧的探案小说写作技巧——或者叫智慧更为合适些，让张之洞的这个洋外孙女婿高罗佩发挥到空前绝后！

写到第十八章，离奇的县衙凶杀案该有个了结了。不好意思，诗与爱情，这两只美丽纯洁的白天鹅，在狄公对整个案件侦破的警情通报中被兜头泼上一盆“血和肮脏的东西”。

原来“风流儒雅，蜚声诗苑”的滕县令，不仅是一个可怜的性无能者，更是一个从来就只爱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的诗及诗人名望的“狂大自负又极端自私的小人”（狄公语）。妻子的出轨让他妒火中烧，但真正促使他下定杀人决心的却是妻子的超人才华。

狄公无意间读到银莲自己亲手誊抄的诗集，以他的诗文造诣，马上比较出滕侃的诗“永远也达不到她的高度”——这就是为何高罗佩要在开篇特意加上一段狄、滕两人论诗的描述。整部小说没有一句废话啊。

于是，滕侃“不让她的诗集刻印，生怕露出马脚”，因为他诗集中“许多名句、警策都是从她作品里偷来的”。

杀死妻子兼诗友银莲，保守住剽窃的秘密，并将她的诗作窃为己有，然后精心编造一个《四漆屏》的惊悚故事，有意释放迷雾钻法律空子，以家族遗传精神病为由开脱自己罪责，体面地辞去官职，作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诗人了此终生；而且因为“你对女人毫无兴趣，所以你不会再婚，你会装出悲痛的样子为你夫人悼哀奠扫，直到载着你的声誉死去”，“人人都会同情你的遭遇，高度赞扬你的诗歌，你的诗名即使与那王、杨、卢、骆齐称也不为过的”——这家伙，让狄公给扒的。

这就是滕县令的杀人动机、行动方案和愿景。

当然，小说中的这个案件一波三折，滕县令是见到银莲尸体的第二个人，凶手另有其人。但滕侃深思熟虑设计好的谋杀计划其实是在他脑海中既遂了。

忘了谁说的一句，大意是最好的作家，是把自己想象成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般是主人公，这样他才能全身心投入写作，休戚与共。

看来，高罗佩写狄公案的成功之处，很可能是他在创作想象中把自己与狄仁杰的形象叠合了。当然，这个荷兰人确实是自学成才得了道。他愿意这样想也没算辱没狄公。人家靠作品说话。

神补一句，最好的读者，也是能把自己与作者和作品人物三叠一的那类书呆子。有会编的会演的，还得有会看会叫好，回回摇头晃脑喝彩搭茬儿都不早不晚铆在裉节儿上的，这戏才更带劲更热闹更耐看，才是经典永流传。

比如我。有一回睡觉前来了诗兴，一首七律想好了一多半，就是颈联两句怎么也不成，典好句佳可惜律不合，好不容易律工韵稳，得意的典故又用不上了，这叫因文害意。一时难两全，着急到夜半，抓耳又挠腮，数茎须捻断。朦胧间擎着的手机一个没抓牢，重力作用咣一下正砸在眼眶上。好大一个哑巴亏，偷偷揉了半宿。第二天开会同事坏笑着为什么鼻青脸肿？我悻悻地说，我要告诉你这是作诗砸的，你们信吗？

所以，滕侃为了霸占人家的诗集能起杀心，不光高罗佩和狄仁杰懂他，我也挺理解。

何况，这恐怕还不是高罗佩的闭门造车空穴来风。

据唐代刘肃所著《大唐新语》记载，初唐诗人刘希夷将自己的诗作《代悲白头翁》呈送同是诗人的舅舅宋之问评判，其中有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深得宋之问喜爱，乃至于想要把这句诗据为已有。希夷先答应，后又反悔。宋之问竟派人用装满沙土的袋子将外甥压死。希夷死时尚不满三十岁。

为诗为名，竟致骨肉相残。凭高罗佩对唐代文化的精深研究，怎会放过这个尽人皆知的“梗”？移植到滕县令两口子身上完全有可能。

抄袭剽窃之徒，人神共愤皆曰可杀，但却累世不绝于斯为盛。为什么？

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版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Pos-nerR.）著《论剽窃》一书。书中说：剽窃的高收益性、普遍性和界限模糊性，以及公众对剽窃行为憎恶及理解兼具的情感复杂性，驱使着人们去剽窃并寻求理由为自己辩护。

作者认为，剽窃在现代社会中被认定为是首要的智识性罪恶。

由此看来，这个《四漆屏》的故事还将会继续引起读书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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