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村与凤凰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教书的那所技校在白石村，那是芝罘略偏西南的地方，而我住的地方则在凤凰台，那是更偏西南的地方。不过，最初我也在白石村住过。

白石村比较有名，那里有新石器时代白石文化的遗址。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些故事，后来才觉得学校真是有远见，选在了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地方。不过，当时的白石村挺破旧的，和珠玑、新桥差不多，是城市的边缘。但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能够偏居一隅，已经很满足了。在老烟台人的口中，我们都是“巴子头”，大概就是乡巴佬的意思。

学校南门正对着一条深沟，后来楼宇从三个方向包抄，深沟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深坑，虽然不断有车辆倾倒建筑垃圾，但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于是就有了一些很八卦的说法。后来学校南门重建，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对称性，造型奇特，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背地里却有一些风水的解释，其实也是八卦。

学校单身教师宿舍就斜对着那个大坑，有时一汪水，有时一片雪。大坑旁边是个小卖部，专做学生和老师的生意，买卖好得不得了。我们闲暇时就斜倚着窗栏，像旧式小说里的人物，无聊地看着那里的街景。有位体育老师，常常戏谑地自称“两毛五”。他家住东边的白石九街，每天中午、傍晚下班时，他都要向西绕一头，到小卖部喝上一毛钱的地瓜干酒，“干拉”，没有肴，“吱溜”一声就下了肚，每天两次，风雨无误，当然还要花五分钱买上一包“锥子把”，凑够每天“两毛五”。

那个年头，光棍们改善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下班后煮碗挂面，这比食堂的窝头白菜多了些暖意。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室友，家里是打鱼的，条件得天独厚，所以我们的碗里除了面条，有时还会有点荤腥，这就很不一样了。

仲春的一个傍晚，天气还有寒意，我们俩下好面条，刚刚喝了一口热汤，“咚咚咚”的敲门声就响了，吓了我们一跳，以为保卫科的人来了，因为煮面条的火源是禁止的。然而进来的却是室友的弟弟，他手里拎着一个破烂的编织袋，带着一股海的咸腥，那大半袋子深青色的对虾令我大开眼界。室友的弟弟在捕捞船上，泊岸后胡乱装了些虾，就从红利市场方向的渔码头溜了出来。我正在发愣，室友一下把锅里的面条倒在了他的脸盆里，直接开始煮虾。那一次，我吃了六只对虾，第二天也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鼻口蹿血，只是那锅面条有点可惜了。我们那时都只有一个盆，什么都洗。洗过脚的盆盛面条，我实在吃不下，但室友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剩下的虾我们拿到小卖部想让老板帮忙卖掉，老板十分精明，转动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给了我们一些淀粉很多的肉肠。他明显地坑了我们，但当时我们只能瞪着眼睛吃亏。

1982年的秋天，我在白石村西南角分到了单元房。不久，上海《文汇月刊》的编辑肖关鸿来烟台，作家矫健说到我家去吃饭。我与矫健是同学，他的《农民老子》、《老霜的苦闷》就是《文汇月刊》发表的。1975年，肖关鸿两篇小说横空出世，《小将》扛《大梁》，饮誉文坛。而矫健同期也出版了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矫健知道我那点小心思，我虽然也在小刊物上发过散文，但肖关鸿这样的大编辑还是挺想巴结的。那时，《老霜的苦闷》刚刚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矫健志得意满。

午饭后，我抓紧时间到罗锅桥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回到学校后用“飞鹰”牌剃须刀片把鸡杀了，然后放进打扫卫生用的镀锌铁桶里，再到学校的水房用开水烫了烫，一会儿就秃噜干净了。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到小卖部提溜了两瓶牟平白干。那一晚，我讲了对虾的故事，大家喝了个天昏地暗。返程时，公交车早已停了。我陪他俩在街上逛荡，路过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时，肖关鸿借着酒力非要找老板看看对虾，而矫健则要下去看看旁边的大坑有多深。

我在白石村住了不到两年，搬到了凤凰台，房子盖在最南头，紧贴着山。我有了新居，师专中文系的几位老师跑来祝贺，教写作的陈老师在门口徘徊，我请他进屋。他说，“凤凰台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但我感觉这个地方晚上可能有狼？”

狼倒没有，但“雪花成片”———那个地方电视收视效果太差了。解决了温饱，大家都很渴望精神生活，许多家庭刚刚置办上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就眼巴巴地望着。

但我却没有心思看电视，我得挣钱。大约1983年，山东省出台了一个规定，1968年到1980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需要重新考试才能承认文凭。那时的人挺在意这些，各单位工会都在组织文化补课。凤凰台西边七八里地处有一个水泥预制件厂，他们找到了我，一商量，我一个人把语文、政治、历史、地理都包了，每节课八毛钱，一晚上一块六。虽然不多，对我也很有吸引力。但那个厂偏僻，有段路没有路灯，黑灯瞎火，挺辛苦。不久教务处知道了我在外面讲课，非要我上交50%讲课费，有点欺负人。但我还是负责任地教完了那个班，而且考试通过率还挺高，最后厂长出面请我吃了顿饭，我也就此洗手不干了。

我住在凤凰台，却在白石村上班，所以还是更了解白石村。“白石九街”不久就改名为“白兰街”了。而住在那里的那位自称“两毛五”的体育老师身体却不行了，据说肝脏受损。但他过去每天喝酒的小卖部还在，只不过不卖散酒了。

白石村和凤凰台之间有座娄子山，机床附件厂在那里有个液化气站。有时下午没课时我会提前从学校溜出来，先骑车到液化气站的大门口，停好车后就开始爬山。在那里我认识了站里一哥们，喝了一次酒就成了朋友。从凤凰台到白石村上班距离不远，骑车不到20分钟。但当时却是沙土路，汽车一过，浑身灰土。为人师表，还得讲点形象。没有办法，天一刮风，我就向西通过经编厂那条小路转到跃进西路绕一圈。绕来绕去，渐渐绕走了青春，也绕得我再也没有去过凤凰台。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一路向东，西南方向就很少去了。一些年过去后，学校南门外那个大坑终于填上了，上面盖了一座影剧院，后来又变成了“大世界”，花花绿绿。旁边有家“吉福”羊肉馆，是座板房，挺干净，老板总是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收养了不少孤苦的孩子。学校以前的同事让我去那儿喝羊汤，我记住了他的“虎酱羊肉”，分量很足。后来这位老板又开了家大餐馆，只是不卖羊肉了。

又一些年过去了，学校西迁，校园变成了住宅小区，叫“大成门”。看到这个名字，我的眼前却浮现出了当初学校的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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