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母亲拉车的日子, 街面忆往

郑寿亭

为了多挣点钱，1963年，母亲辞去了渔业公司水产加工厂临时工的活儿，到当时的市府街搬运队当搬运工，拉大板车，一干就是15年。到了1968年，学校停上文化课，正上初中的我，便经常请假帮母亲拉车。

母亲所在的搬运队，人员成份比较复杂，成份好的，多为妇女及老弱病残；成份差或“有问题”的，多为男劳力。记得我母亲那个组共有6人，有张大爷和林大爷，还有姓袁的大姨和一姓柯、一姓于的大哥。张大爷年过半百，原来在文登行署文化部门工作，“文革”中受牵连，到搬运队拉车养家糊口。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不善言谈，有时又欲言又止。张大爷在休息时，喜欢在预制件厂的沙地上练书法，字写得很有大家风范。林大爷年近五十，原来是一所中学的外语教师，1957年“反右”时，说话太直，被打成“右派”。林大爷性子耿直，那时有句口号叫“乌云遮不住太阳，东风压倒西风”，可他偏说“乌云能遮住太阳和东风压不倒西风，都是自然现象。乌云有时也能遮住太阳；谁看见我们这里刮东北风时，好天来？”为此，他挨过多次批判。袁大姨是家庭妇女，比我母亲小七八岁。她是因家庭子女多，生活困难，才到搬运队拉车。后来听说，她拉车时，遭遇车祸不幸去世。那个柯大哥和于大哥都是二十六七岁，不记得他们是因何事受了处分才到搬运队拉车的。他们年轻豪爽，说话嗓门大，有点杠子头，谁也不服。

1968年夏天，搬运队承接了运输混凝土预制板的活儿。每天早晨7点钟，母亲就和工友们一起拉着大板车，从位于现在国贸大厦处的搬运队出发，到金桥村南的烟台地区建筑公司预制件厂，装上混凝土预制板，然后送到烟台汽车站工地。那时的混凝土预制板，一般分为空心板和槽子板，每块板的长度有五六米，宽有八十厘米左右，重量少则五六百斤，多则上千斤。他们把这些庞然大物装上大板车，全靠臂抬肩扛，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每天装上重量近一吨的混凝土预制板后，张大爷他们几个男人要从金桥村对面向东，拉车爬坡到原电视台与南大街路口，在路边停下来。然后再去帮助我母亲及袁大姨推车，到坡顶稍事休息，再继续前行，直至烟台汽车站工地。一般情况下，每天上午、下午各拉一趟活儿。

那天，我帮母亲拉车，第一个爬到坡顶。母亲停下车，叫我与她一起去帮张大爷他们推车。我很不情愿，说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母亲一听很不高兴，她说：“本来在一起干活儿，就是互相帮助的。你没来帮我拉车时，都是他们拉车爬到坡顶后，再回来帮我推车，谁还管划清界限的事？”

过了两天，我又去帮母亲拉车。我们拉着混凝土预制板到坡顶后，我还是没听母亲的话，不肯跟她去帮张大爷等人推车。母亲独自去了，帮他们推车到坡顶后，一眼看见我闲闲地坐在那里，没事儿人一样。母亲非常生气，当即赶我回家，说不用我拉车了。本来，到中午时，母亲会和我一起，到汽车站东北面的利群饭店，花两角钱买一大碗朝天锅肉片汤，分成两碗，再要些免费肉汤泡玉米饼子吃。可那天，母亲愣是取消了这个待遇。她自己在汽车站工地上，含泪吃着玉米饼子。

事过几天后，母亲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你张大爷、林大爷，还有你柯大哥、于大哥他们，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由国家处理。人家倒霉的时候，咱们不能落井下石。再说了，我看他们还是善良的，你没来帮我拉车时，他们帮我推车的时候多。做人要讲良心，要懂得感恩。”

往后再去帮母亲拉车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成熟了很多，有时也会主动帮助他们推车。母亲为人处世的善良与厚道，对我影响很深。我参加工作时，“文革”尚未结束，当我接触到受过挫折的人时，我也会用母亲的思维来考虑问题，用平常心与他们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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