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车子的故事

□贺宝璇

最近晚饭后，一家人看着电视议论最多的话题是：我们是否该买一辆汽车了？

现在买二手车，一万余元就可以买到，新面包车据说三四万元也可以开回家。孩子则嫌我小气：“人家有的女青年在高尔夫球场上只干了一年服务员就买车了，妈妈，你干了三十多年工作，还是公务员，却什么也没有。”

孩子的戏言，将我带回遥远的过去。70多年前，父亲步行到烟台上学，60多里路他要走几个小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考入外地的教育学院时，父亲用独轮车将我的铺盖和箱子送到了车站。那时，望着父亲的背影，我下决心好好攒钱买辆自行车。

不幸的是，我还未毕业，父亲便身患重病，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这对于我们当时四世同堂的12口之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一个顶梁柱。为了补贴家用，我每月只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其余收入都交给了妈妈，没有再想过买自行车的事情。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牟平区大窑镇蛤堆后联中，每逢星期天回家需要走近30多里路，我一边走一边数着路边的小杨树、大杨树，记得要数到280棵才能到牟平城我的家。有一次我走到沁水河边，突然从后面赶上来一位骑自行车的人，问我是否坐车？到城里还有好几里路，我想难道是遇到了活雷锋？可没等我坐上他的后座，他便说要交“五角钱”。“五角钱”对于现在来说太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当时我却舍不得这“五角钱”，这“五角钱”能给我老奶奶买两个烧饼，能给我妈妈解决半个月的盐钱，这样我刚想抬屁股又停了下来。

就这样每天走着走着，我的脚上都磨起了硬硬的茧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丁零丁零”的自行车铃声、“嘀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代替了木制独轮车滚动发出的“苦呀、累呀”、“苦呀、累呀”的叹叫声，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988年12月底，我到牟平区公安分局工作。那时局里只有7位女同志，全都骑着自行车，局里唯一一辆轿车是给局长、副局长去开会用的。办案民警们能骑三轮摩托车或者两轮摩托车已经是很奢侈的了。那时我担任文书工作，每天要到县委大院拿文件、交接文件，到通海路邮电局发机要，骑自行车每天往返一趟，那辆自行车为我付出了汗马功劳。

现在牟平区公安分局已有民警500余人，女民警59人，多数女同志有了自己的私家汽车，公安分局里有警车180多辆，电脑400余台，男同志都驾驶警车办案，单文化路派出所就有警车及警用摩托车8辆。改革开放以后，当我第一次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行驶在通往单位的路上时，路两边的参天大树、光滑的柏油马路，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都给我增添了新的动力。后来，为了方便生活、有利于环境卫生，我又将摩托车换成了电动车。每天，当我随着车水马龙的人流往家里奔驰时，我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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