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院落

汪玉春

我已经年逾古稀，但是在我的梦境中，最多出现的还是那熟悉的院落，熟悉的胡同———忠义胡同1号，那是我出生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芝罘区一处普通四合院。

忠义胡同1号，大约就在现在解放路19号楼所在位置的略偏西南处。那是一所普通的住处。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忠义胡同1号，临街是一个木门，里面有前后两个院落。外院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往南走就进入里院。里院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住着五户人家：北屋家姓魏，西厢房和西南屋家都姓邱，东厢房家姓鞠，我家就租住在东南屋不足16平方米的两间平房中。我出生在忠义胡同1号，那是1948年的春季。出生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大事：我父亲汪汶泉被国民党军队抓兵抓走了。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他们在撤离烟台之前，疯狂地到处抓兵。从十四五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他们是见一个抓一个。现在七八十岁的老芝罘人，都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在那场灾难中，忠义胡同1号的居民中就有5个男子被抓，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以后没有多久，有人到忠义胡同1号传口信，说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南逃的时候死在了战场上。来人传口信那天，我母亲正在外做工，家里没有人，这口信就传到了西厢房姓邱的邻居那里。这位邻居因为腿瘸而整天呆在家里，人们称他为“瘸大爷”。这位瘸大爷觉得把死人的“白信”告诉母亲开不了口，就把这件事情隐瞒了下来。而这也让母亲失去了当面向知情人求证事件真相的机会。

失去父亲后，我家当时还有5口人：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在困苦中艰难度日。过了不久，我唯一的哥哥患病无钱医治，死去了。之后，我们一家四口仍然一直生活在忠义胡同1号。虽说解放后我家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一个小脚女人带着3个孩子，总是摆脱不了困苦的纠缠。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母亲一直在外面做工。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为了渡过难关，1962年左右，相继关停了一些企业，关停企业的职工全部作退职处理。母亲所在的山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烟台分公司绣花厂，也在其中。当时这些职工每个人领取了大约相当于十个月的工资后就回家了。这一年，母亲48周岁，离法定的退休年龄只差两岁。我至今还保存着母亲当时的退职证明书，那是一张长27厘米、高13厘米的纸条，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泛黄,但是字迹依然清晰。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兹有关秀芝因工厂撤销不能继续工作,准予退职。此证。1962年8月31日。签发单位的印章是:中国山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烟台支公司。当时母亲领回家的只有285.09元。这点钱在今天谁也看不上，但在当时的母亲看来可是一笔巨款，她从来没有见到、没有摸到过这样一笔巨款。母亲用这笔钱置办了“两大件”：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自行车和一台上海产的标准牌缝纫机。这两件东西在当时可谓是普通百姓家里的“奢侈品”了。那辆大金鹿自行车给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二姐骑着上班用，现在早已不见踪影了。而那台标准牌缝纫机，现在还在大姐家里用着。它是母亲留下的唯一遗产，我至今一见到这台缝纫机，总是免不了心头一酸。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烟台四中读高二。1968年我离开学校，被分配到烟台港务局当了一名装卸工。得益于读书时练出的一手好文笔，1970年我被调进报社做记者、编辑，后来就一直从事这份工作直到退休。

1977年我结婚以后，才离开忠义胡同1号。直到1985年，当时的烟台木钟厂把那一带的平房征收过去，拆建成职工宿舍，忠义胡同1号才从烟台市的地面上消失。从那时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忠义胡同1号的模样，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

我时常想，自己从出生到上学，到工作，到结婚，到退休，其间虽然搬了几次家，但却一直在以忠义胡同1号为中心的不到一公里的范围中度过。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也许是一种缘分———一种我与芝罘的难舍难离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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