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一中

潘云强

1961年至1966年，我在烟台一中读中学，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如“三年自然灾害”，如学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还有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的校园生活。

1961年，我从养正小学毕业，考入烟台一中，当时，教育部门正在进行教改试验，主要内容是将中学的初高中各三年，改为初高中连读，时间为五年，比原来中学时间节省一年。当时，我被分配到正在进行教改试验的大改制二级二班，而教育试验下编撰的教材，和原来的初高中各三年的课纲，有明显的不同。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生活艰难，供应的粮食白面很少，基本以粗粮为主，而且最主要的是地瓜干，我空着肚子去上学是常有的事。从我家去一中要经过葡萄山路，那是条灰石小路，偌长的路，只有烟台市气象台一家单位，行人稀少，路很幽静，可每当走到这里，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提抗议，我只能勒紧腰带奔向学校。

我读书期间，烟台一中大门为三扇结构，整个门垛门柱为花岗岩，门上方呈园拱形，显得庄重肃然。进得大门，青松片片，柏树簇簇，穿过冬青组成的长长甬道，在学校的东南处有一处别致的小院，里边散落着几座洁白典雅的小洋楼，西边是一座较大体量的古朴大气的建筑，那就是学校的主楼，也是我们的教室。这些漂亮的建筑，当时在烟台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每天，我们都是在这个优雅的如同花园的校园里读书，肚子的饿早已被我抛到九霄云外，我们的班主任是张瑶卿老师，当时她30多岁，是个快言快语的人，既像朋友，又像一个大姐姐，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很有一套，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她影响了我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后来，她跟随转业的丈夫移居西安，但仍与同学们保持联系。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我们的语文老师邹国辅先生，他总是穿着整齐得体，衣冠楚楚，起初给我一种私塾先生的感觉，我非常愿听他的课，他知识渊博，学养很高，逻辑性强，声情并茂，讲到动情时，竟平平仄仄地吟唱起来，这时课堂会响起同学们会意的笑声，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正是受他的影响与熏陶，我喜欢上了文学，在此期间，我曾尝试写稿并在烟台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还有个物理老师叫张春衡，在一次物理考试中，我得了班级唯一的一百分，受到了他的表扬，这次表扬加深了我对物理的喜爱，这与我后来在工作上，务实地选择了与物理沾边的无线电专业，有很大关系。还有老校长杜示远，蔡志怿老师，以及孙广木，夏德祺，邬炳础，王自燕老师，在我眼里，每一个老师都是一座山峰，每一个老师都是一位杏坛巨匠，在他们身上似乎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使我们如饥似渴地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

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我们在一中的校园却不乏生动快乐，同学们学习之余，经常在校园里从事各项文体活动，体育比赛，文艺表演丰富多彩。当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整个校园银装素裹，操场上雪堆得很厚，只有篮球架和单双杠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长长的修剪整齐的松柏，也落满了白色雾凇和小小的晶莹剔透的冰挂。那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再加上印尼反华排华，福建沿海一些地方的学生，疏散到了外地，我们班就来了一个来烟台投亲靠友的泉州女孩，她似乎对雪更加偏爱，而有些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子女，来到我们学校后，对雪更是情有独钟，在印尼是看不到雪的，他们第一次见到雪时，那种惊奇激动难以言表，我们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一块上学，一块上早晚自习，冬天一块堆雪人、打雪仗，夏天一块在海边游泳，学校开展支农活动，我们一块吃住在农民家里，烟台人的淳朴善良打动了他们，以至于他们爱上了烟台，有些人毕业后选择留在烟台，并在此工作生活一生。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有一天，一位同学在路上捡到了一张写有“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小纸条，大家精神高度紧张，那时候的学生，在学校的教育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大家感觉事情重大，赶紧跑去交给了老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

中学的后两年，我们从学校的东区搬到了西区，所谓西区，实际是学校的高中部，东区西区中间隔了一道大沟，连接东西两区的是一座简易的木桥，实际上操场及学校办公场所都在东区，西边只有三座简易的二层楼房，每天我们都要经过木桥到教室，而桥下面那一条大沟长满了野草和山花，我们课余时间，也许会在沟边的树荫下小坐，看看课外书籍，也许会三五同学相约，下到沟里摘山枣，那儿可以通向南边的山里，山里有一个很深的山洞，差不多每一个男同学都去探过险。

我还记得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紧接着1964年，又开始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学校政治气氛十分浓烈，人人都追求进步，我们的班长叫迟双城，是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他同时身兼班级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入团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我也积极地向团组织靠拢，1965年，我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在现在的青年人看起来，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我的心里，那是何其的重。也许正是学生时代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累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五年的中学生活弹指一挥间，1966年5月，我们都在努力地迎接高考，同学们虽不能用“头悬梁锥刺骨”来形容，但人人都开足马力，进入最后的冲刺，大考之前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校园。可在距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今年的高考考试取消，“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荡涤了一切，这也等于直接宣布了我们学生生涯的结束，大学生活与我们渐行渐远。

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文革”对我们的教育带来多大的冲击，对我们的国家带来何种严重后果。我们先是狂热地全国串联，参加各种红卫兵组织，然后是沉寂，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们是闲在家里的。这期间，我曾经数次回到校园，但那时的烟台一中，己经面目全非，曾经美丽静谧，读声朗朗的教室，被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原来干净的冬青甬道和操场，充斥着大字报的碎屑和垃圾，整个校园空荡荡的，偶尔有鸟儿从校园掠过，那委婉凄凉的鸣叫声，显得苍凉而深邃。

1968年，同学们纷纷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有的人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的人进了工厂做了工人，还有的人参了军，个别同学移居外地，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后，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又重新参加了大学考试，像张景芬同学、林永光同学等都考上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他们毕业后，又都选择回归校园，走上了大学的讲台，成为新一代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人。而我们班的绝大多数同学，或许刚踏入社会时也曾出现过片刻的犹豫和迷茫，但凭借在学校扎实的德智教育，最后都成为单位的骨干和中坚，为社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今，那么多年过去，最忆是一中，我们怀念那美丽的校园，怀念那葱郁的片松，怀念我们崇敬的师长，也深深怀念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中校园里曾经的过往，因为那是我们用年轻的生命，挥洒青春之力，镌刻在母校的深深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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