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相逼的城下之盟, 1861年的烟台开埠，与其说是按《天津条约》第11款所规定开放为通商口岸，倒不如说是清廷昏庸的外交和愚蠢的伎俩一再失效后，在英法两强的枪炮

19世纪50年代初的清王朝，可谓内忧外患：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石达开西征仍令湘军和八旗疲于奔命，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尝到门户开放后商品倾销甜头的英法等列强不满足于《南京条约》仅开放区区五个通商口岸，伺机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向中国渗透势力。而清廷虽然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11款规定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为通商口岸，但在执行上却始终虚与委蛇。

迟迟不予开埠，给了英法两国再次用兵的口实。1860年4月，英法联军沿海路北上袭扰登州、莱州，烟台军民保家卫国，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战事胶着的5月，史载烟台“精兵暗地设伏登州、福山一带要隘”，清廷“增派团练使贾桢、杜翩前往，增发兵饷禄米”，抗战到底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伴随6月法军凭借装备优势攻陷烟台并封锁渤海湾，节节败退的清廷已经流露出媾和之意，虽然史书记载此时“夷酋不肯见”，但清廷仍对议和官员三令五申：“当设法消弭此事，万不可现在议抚，任听该夷肆意要求，漫无限制，天津通商历八年，原约本系以登州、牛庄所止，今若允许，岂非又多此口岸大臣等。”字里行间可见清廷虽然仍对开埠一事拖拖拉拉，但烟台已经属于“可作谈判的筹码”。

清廷的“拖字诀”显然于事无补：1860年10月底，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訢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登州（烟台）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第11款被迫开埠，仅是时间问题。1861年初，清政府任命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为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督办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也派驻登州领事毛里逊，勘查开埠和筹办领事馆等事宜。同年5月，清政府下旨，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崇厚遂即调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饬令其同月下旬从天津到烟台专办通商事宜；并请旨派登莱青道道台崇芳（满族）及董步云、登州知府戴肇辰等协办。王启曾经过一番筹划，于同年8月22日主持仪式，烟台正式开埠。

面对西方列强的铁蹄和不平等条约的蹂躏，战败的清廷尽管对新开通商口岸百般无奈，但为避免进一步惹怒列强，只好严令各方规矩处理开埠事宜。而即便是开埠已成事实后的数十年，清廷依旧对开埠一事耿耿于怀，光绪帝在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回忆往事痛心疾首：“自庚子拳乱，前矿务督办张翼受外人欺骗，擅订私约，举数十里之矿产，并秦王岛通商口岸，以及天津、烟台、牛庄、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各省码头地畝，悉移交外人掌管，主权丧失，于今十年，疾首痛心，莫此为甚。”YMG记者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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